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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作者:董振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我高中时是理科生,1991年高考却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当时的我对哲学并不是很了解,只觉得哲学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比较契合自己喜欢较真的性格,于是就懵懵懂懂地走进了“智慧的王国”。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被誉为新中国哲学教育的“工作母机”,这里人才济济,大家云集。时任哲学系主任是陈先达教授,肖前、苗力田、石峻等一大批哲学家都在这里教书育人。我还记得,入学后哲学专业第一课是郭湛老师讲的。郭老师并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给每位同学发了两张稿纸,让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用文字给哲学“画像”,别具一格地带着我们走进了哲学的殿堂。此后,我对哲学越来越着迷,阅读哲学书籍、研究哲学问题、讲授哲学课程,成为我的生命主题。
大学毕业后,我到郑州纺织工学院教书。“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无知”。于是,我边教边学,在生活中力求用哲学的眼光看问题,切身感到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日用而不知,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1998年,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并以优异成绩提前一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央党校,师从原哲学教研部主任庞元正教授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中央党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在这里我深受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熏陶。
读博期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通过阅读大量哲学经典书籍以及关注相关前沿研究成果等,来补齐自己学术功底浅的短板;二是关注社会发展,把哲学知识运用到观照社会生活现实上,寻找破解现实问题的钥匙。
博士毕业后,我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为了解决教学科研“两张皮”、理论实际相分离的问题,我以“补课”的心态前往广西南宁市兴宁区挂职锻炼,切身体会到了基层干部的所思所想,收获颇多。重新回到教研岗位,我在授课中开始“用学员的语言讲他们的事”,既告诉学员哲学的道理“是什么”,也通过切实的案例告诉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力求做到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当然”。
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都很丰富。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能够和学员产生心灵的共鸣,也越来越感受到党校教师的神圣使命。在我看来,党校教研人员既要“为学”又要“为道”,也就是厚积薄发、穷理问道、知行合一。
首先,要有广博的知识积淀和经验积累,既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这样才能厚积薄发。一名合格的党校教师,不仅要有自己的专业修养,还要对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党的政策以及现实问题等有所了解。因为党校的学员带来的都是“现实问题”,而不是“专业问题”,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视野,是不可能在讲台上站得住的。
其次,要有穷理问道的精神,既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也不能止步于纸上谈兵,必须把问题讲深讲透,才能用彻底的理论说服人。即使面对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实践问题,也必须以搞清楚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为前提,才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如何看待“历史终结论”?创立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发扬光大?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所强调的那句话的深刻含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不断与同事、学员一起“论道”,我就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40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在学员们的建议下汇集出版了《问道马克思》一书,深受广大理论爱好者的好评。
再次,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做学问、做人和做事统一起来,做到知行合一。《道德经》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归根结底在于“为道”,尤其是要通过阅读经典让我们活在古圣先贤的生命延长线上,不断反观自身,化为格局、境界和智慧,抱持正心诚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知行合一。
换句话说,只有以深厚的学术根基作为支撑,才能从更宽的学术视野和更深的理论层面上分析问题、观察现实,提出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观点和见解。为此,我们要不断阅读经典,从中汲取智慧。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中所说:“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每一部经典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智慧结晶。通过经典和先贤“对话”,才能让我们超越个体经验的局限性,从而不断返本开新、汲取智慧、接受滋养。
一部经典就是一块磨刀石,阅读经典是一个不断训练思维和砥砺修养的过程;同时,经典是一面镜子,在深入思考、勤奋研读过程中,逐渐将经典中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修养,外化为指引现实的理论表达、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不仅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还要阅读中国哲学经典和外国哲学经典,广泛涉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文化经典。只有以整个西方哲学史作为背景,才能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超越西方传统哲学走向了哲学革命,实现了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只有深刻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才能够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做到既不割断“根脉”,也不隔断“魂脉”。
哲学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理论研究的目的全部在于应用,在于服务和引领现实的实践。哲学研究必须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样才能准确捕捉当今时代的“中国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光明日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2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