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张二震、戴 翔，分别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审计大学教授

　　编者按

　　人文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的学问。习近平总书记基于苏杭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样本，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充分揭示了人文经济发展从实践上升为理论、又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发展理路。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迭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为人文经济学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场域。本刊邀请两位学者分别围绕人文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创新、数字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两个主题撰文，为更好理解和发展人文经济学提供有益参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步展现出其独特的活力：既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发展大局，提出了“人文经济学”这一时代命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人文经济本质上并非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经济形态，而是更加强调人文因素在经济活动中所起到的价值导向作用，是一种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不同于以资本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文经济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备以下显著特征。首先，强调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在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注重精神文化的同步提升。其次，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注重经济活动的道德维度。再次，强调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又要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倡导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最后，认为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机制，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价值对经济行为的塑造作用。

　　众所周知，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斯密等经济学家也论及市场经济中道德与法制的规范作用，但是更强调自利的“理性人”假说，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经济发展反而成为束缚人的发展的异己力量。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一定的调整，劳动者的境况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善，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仍是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其中包括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如“大同”与“小康”的社会理想、“义利统一”的伦理经济观念、“中庸”与“和谐”的治理智慧以及“民本”理念等。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仍是人文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滋养。

　　人文经济的提出，代表着一种新型经济发展范式。从理论逻辑层面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需求结构也随之升级，突出表现为从基本的物质需求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拓展，这为人文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后，将会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与新问题，仅依靠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难以有效应对。比如当前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更加需要人文因素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的补充和调节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了要达成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目标，这与人文经济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契合性。由此可见，人文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提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更高发展阶段的具体形态之一。

　　二

　　发挥人文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补充和调节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与政府是两种基本的调节机制，二者或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然而，在现实情境中，存在诸多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均难以实现有效调节的领域，特别是涉及社会价值观念、文化认同以及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此类问题通常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权衡，难以凭借市场供需关系或政府政策彻底解决。人文经济的提出，为我们认识经济调节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与途径。包括道德规范、价值理念、文化传统等在内的人文因素，本质上构成了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基于人文因素的调节机制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通过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而言，人文因素通过三个层面发挥着调节作用：在微观层面，诚信、敬业、创新等职业精神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中观层面，行业规范、商业伦理促进了产业健康发展；在宏观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着经济发展方向，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上述三个层面的调节机制在实践中充分证实了其有效性。例如，在环境保护领域，伴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企业与居民自发采取环保举措，有效弥补了政府和市场调节的不足；在食品安全领域，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强化推动了行业自律，提高了产品质量安全水准。

　　人文经济明确了人文因素同样具备创造市场红利的能力，甚至可以成为创造市场红利的关键因素，且存在特定的实践机制。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单纯依靠经济手段和政策调控已难以全面释放市场潜力，而人文因素的融入成为挖掘市场红利的重要途径，并通过多个机制创造经济价值。其一，人文因素能够增强市场信任。信任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企业越是注重社会责任、恪守道德规范，越是能够赢得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最终会转化为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企业，其市场估值和盈利能力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二，人文因素能够激发创新活力。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管理能够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创造力，为企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当前很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实践表明，营造开放、包容、尊重人才的环境，是激发组织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其三，人文因素有助于拓展市场空间。伴随消费升级，文化价值、审美体验等非物质因素日益成为产品差异化和增值的重要来源，文化产业、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新兴业态的繁荣发展，是人文因素创造市场价值的鲜活例证，人文因素的价值创造不仅体现在为相关产业赋能增值，更体现在作为消费内容可直接产生增值效应。

　　人文经济重构了商业文明的崭新形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来强调“义利相兼”，但在实践中往往陷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人文经济的兴起，正在重塑义利关系，实现了“义利统一”的现代转变。这种转变的本质源自商业价值的重新定义，也就是说，企业的价值不再仅仅体现在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上，而是体现在对社会综合价值的贡献上。企业越是能够通过践行社会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员工成长等方式创造“义”的价值，就越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和回报，从而更好地实现“利”的收获。这种“义利统一”的新商业伦理，正在推动形成一种崭新的商业文明形态。在这种新文明形态中，企业的成功不再仅是财务上的成功，更是道德上的成功；市场竞争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体现的是普惠、共赢；经济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增长，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

　　推动人文经济发展需在多个层面协同推进。首先，在理念层面，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推动经济发展从注重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鼓励人文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建立绿色GDP核算制度，改革教育体系，培育具有人文精神的企业家和劳动者。再次，在市场层面，通过文化建设、道德教育等方式提升市场主体的人文素养，推动形成经济与人文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最后，在社会层面，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人文经济建设，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共同推动人文经济发展的合力。

　　总之，推动人文经济发展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发展挑战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人文因素作为有别于市场与政府的第三种调节要素，意味着在推进人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应重点关注人文因素的调节功能，推动构建三方协同的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人文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也会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人文经济必定会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