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艺术众家议】

让肢体语言成为舞台表意的核心

——观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选

　　作者：刘 春（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

　　当舞蹈动作的主要功能是确保观众看懂剧情时，身体便失去了其独立的、充满诗性与多义性的言说权力，沦为了文学剧本或影视分镜的身体注解，而非舞台上独立的、自足的表意核心。

　　近期，中国舞蹈家协会公示了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结果，《破冰》《雷雨》《杨家岭的春天》《10909》四部剧入选。评选结果不仅引发业内关注，也有众多热爱舞剧的观众对此作出反应：“获奖的舞剧作品，就一定能赢得市场吗？没有获奖，就意味着没有市场生命力吗？”事实上，市场的成功与奖项的加持，从来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评奖更像是一套行业导航系统，它敏锐地勘测当下的艺术坐标，标记出那些有潜力的未知航道，揭示潜在的暗礁与险滩——通过比赛来引发论争，通过树立标杆来引导辩证思考，最终，是为了让整个行业在航行中，能有片刻的停泊与自省。

　　今天的舞剧舞台新作井喷、一派繁荣，是几代中国舞蹈人用一部部作品铺就而成。正因为那些曾被批评为“有舞无剧”的舞蹈诗，或被诟病为“有剧无舞”的话剧式舞剧，为后来的创作者划定了“雷区”，才激发了更有益的思考。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评选的历史，是中国舞剧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蝶变与奋进的缩影，它揭示了艺术探索与体制、市场压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清晰勾勒出中国舞剧从身份焦虑到模式确立，再到拥有市场热度的发展轨迹。

　　荷花奖在设立的第一个十年，主要聚焦“舞淹没剧，大量展览性舞段削弱戏剧的内在逻辑”这一关乎舞剧根本的问题，对厘清当代中国舞剧的定义、标准以及形式、身份起到了关键作用。2009年之后，中国舞剧创作进入艺术上的成熟期，评奖的关注点转向更复杂的叙事技巧与美学哲学。现实题材创作被提升为重点议题，评奖开始关注如何以诗意的真实塑造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体现了舞剧创作与时代精神对话的自觉。同时，同质化问题被明确指认为一大顽疾，一些创作者出于对奖项的渴望而复制成功范式，导致一种追求技术奇观、情感外化的风格趋于流行。2020年以后，以《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为代表的现象级作品，将舞剧从小众艺术推向了演艺市场的中心。市场的火热在催生更多创作的同时，也导致一些高产编导出现流水线创作的倾向，人物形象千人一面等新问题凸显。当下，在评奖机制、市场环境与艺术自觉的多重作用下，中国舞剧创作主题与美学范式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面临着何种全新的挑战？从此次荷花奖舞剧奖评选中可见一斑。

　　入围终评的六部作品，是年轻一代创作者在舞剧“出圈”后的蓬勃发展态势中，不断调试得出的动态模型。作品饱含对舞剧叙事的探索创新，同时也共同折射出创作者们在强大的叙事压力下，对身体的言说能力呈现出的不同程度的犹疑与妥协。

　　《破冰》与《10909》敢于触碰缉毒、深潜等高难度的“硬核”现实题材，极大地拓宽了舞剧的叙事边界，却也将功能化的动作语言推向了极致。剧中，表意清晰是舞者身体的首要任务，大量的动作语汇被设计为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接近哑剧化的情境动作，舞蹈中最宝贵的动律，那种由内而外、由呼吸带动的、充满能量质感与节奏生命的运动本体反被牺牲。当舞蹈动作的主要功能是确保观众看懂剧情时，身体便失去了其独立的、充满诗性与多义性的言说权力，沦为了文学剧本或影视分镜的身体注解，而非舞台上独立的、自足的表意核心。

　　在突破线性叙事的作品中，创作者意图建立一套高级的、象征性的身体语言系统，却因无法彻底摆脱具象逻辑的牵绊，导致整套身体语法的频繁断裂。《雷雨》建立了一套以雨境绵延为运动规则的、具有连续性、失重感的动作语法，试图以此贯穿全剧，营造宿命的轮回语序。然而，在处理关键戏剧情节时，作品又常常回到具有现实逻辑的、充满戏剧张力的写实动作中，使得观众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体逻辑中反复横跳，难以获得沉浸式的、贯彻始终的观赏体验。同样，入围作品《英歌》以奇幻的寓言框架赋予民俗新的解读，建立了一套视觉上统一的、奇幻化的身体语法，但这套语法的词根——“英歌”本身内在的民俗动律与文化所指，在高度符号化、奇观化的过程中被部分悬置。身体的言说虽然流畅，却未能真正触及传统背后的文化基因与人性挣扎的深处。

　　由此看出，当下舞剧创作的行业症候，或许并非舞与剧的二元对立，而是关于动作语言本身的失语与语法危机。在《杨家岭的春天》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某种寻回动作语言母语感的可能。所谓母语感，是指舞蹈的编创并非从外部的戏剧性需求出发，而是从一种内在的、已然成熟且自成体系的动律中生长出来。作品中，陕北秧歌、安塞腰鼓内化为整部剧的基因与语法之源，人物的喜悦、坚忍、希望，通过陕北秧歌、安塞腰鼓的摆、跺、走、扭等身体动律本身得以显现。这套动作语言系统，因其源自人民长久以来的生命实践，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指向与叙事潜能。编导充分信任这套母语，并围绕其内在的动律逻辑来构建戏剧。舞者的身体成为秧歌的一部分而非仅演绎“跳秧歌”，实现了身体即文本，动律即情感。而入围作品《孩儿枕·家和兴》虽也取材于民间，在动作语言的开发上则略显保守。它拥有丰富的本土舞蹈语汇，却未能将其充分提升、整合为一套足以推动全剧的、具有内在生长力的母语系统，过多的哑剧化表演反而削弱了舞蹈本体的力量。

　　此次荷花奖舞剧评选，将创作中的新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所有舞蹈人的面前：创作者身体自信的匮乏。他们因忧虑单纯的身体语言无法被观众理解、承载复杂的戏剧性，而将舞蹈中最珍贵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纯粹的动觉冲击，视为与市场沟通的障碍并加以抑制。评奖也忠实呈现了解决当下困境的可能：未来的中国舞剧，需要的不仅是会讲故事的编导，更是深刻理解身体、精通身体语法学的“身体语言学家”。他们需要有能力去构建一套语汇丰富、语法连贯、语感统一的动作语言系统，并充分自信这套语言本身就拥有直抵人心的、无可替代的磅礴力量。让身体停止翻译与说明，或许是中国舞剧走向更高艺术境界的必由之路。

　　理性的思考和批判是向勇敢的试错致敬的最佳方式，也是中国舞蹈界争鸣历史传统的延续。这样才能让这些来之不易的动态模型迭代得更快、更健康，让年轻的创作者们在海量的实践中，更快地找到属于舞蹈本体、也属于这个时代的最自信的表达。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5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