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心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20年前，费孝通先生以95岁高龄谢世。他人生阅历丰富，留给后人多方面启示。正因如此，如何为他写传记并提炼出一个恰当的定位，实在是一项考验。张冠生的新作《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将费孝通定位为“一介书生”的“传灯人”。这一定位，应该是恰当的。以费孝通助手身份近距离观察得来的体会，是张冠生此书最大的特色。

费孝通 资料图片

　　2000年，张冠生曾出版过《费孝通传》，后修订再版。这本《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以下简称《斯人斯土》），是在先前传记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将时光再往前回溯，费孝通在世时，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亦称欧达伟）曾于1981年出版了英文版《费孝通传》。费孝通认为，阿古什只看到了他受西方学术影响的一面，没有看到他思想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此，给他的定位并不准确。于是，费孝通对正在写作其传记的助手张冠生表示，“他（指阿古什——笔者注）没有写准。对我的定位没有定好。你已经写出来的关于我的文字，定位比较准。”

《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张冠生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斯人斯土》的写作方法，亦受到了费孝通阅读《帕克传》后所写作的《补课札记》一文的影响。1999年春，费孝通对张冠生说：“帕克传是自然史的写法，但他有个主题，讲帕克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我的传记主题不容易找。我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谈及写传记一事时，费孝通曾对张冠生说过：“我这一生，主要还是学术”，“我心里边有个中心，一定要从学术上打出去。这个学术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自谓“老来依然一书生”的费孝通，自我定位便是“一介书生”。在其去世20年后，张冠生将其升华为“传灯人”，将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和个人经历放置在中华文化长河中予以考量。

　　学术轨迹梳理

　　除序幕和尾声外，《斯人斯土》一书分为三部分，分别对应费孝通学术生命的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阅读此书，可了解其一生的学术经历与思想源流。

　　赴英国留学前，在清华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读硕士研究生的费孝通，得以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大瑶山进行田野调查，成为我国最早一批人类学实地田野调查者。由于一场意外，费孝通受伤并失去了爱妻王同惠。也是在此行中，费孝通初步了解了瑶族与汉族等民族之间的关系，开始思考各民族之间如何相处。可以说，大瑶山调查埋下的种子，经过漫长的岁月，启发了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此外，瑶族调查也使“多元一体”概念在费孝通心目中萌芽，后来经过多年“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提炼为1988年他正式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离开大瑶山，费孝通在姐姐费达生邀请下到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养伤。养伤期间，费孝通在该村做起了田野调查，为《江村经济》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江村经济》这部后来由英国知名学术出版社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推出的书籍，得到了西方社会学界代表性人物——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盛赞，被称为实现了人类学研究“文野鸿沟”的跨越。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学家都是对野蛮部落的“他者”研究，而《江村经济》关注的却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而且，“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于1948年首次出版。书中所提出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的概念，概括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费孝通为社会学贡献的最为经典的术语之一，也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理论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费孝通以投入水面的石子形成的“波纹”作比，说明以个人为圆心形成的涟漪状波纹，即为讲求亲疏远近的中国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特征，与西方社会组织类似一束一束捆起来的“柴”的团体格局形成了比照。正因如此，《乡土中国》英文版的译者说，通过这本写中国的书，可以反观、理解西方社会组织。

　　“文化自觉”理念呈现

　　《斯人斯土》的第三部分名为“社会转型与文化自觉（1979—2005）”，这说明，学界通常把费孝通的学术路径界定为由早年“志在富民”到晚年“文化自觉”转变。笔者以为，如果从费孝通早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开始，他一直是在践行“文化自觉”的理念。虽然费孝通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已是米寿高龄，但就他一生的学术实践来看，不论是乡土研究、民族调查，还是晚年的思索，其实都是在有意无意地践行他所说的“文化自觉”。

　　通览全书，可知“文化自觉”的思想，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里已有苗头，他说：“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到《江村经济》时，费孝通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再到写《初访美国》时，他确认：“我们实在只有用同样的努力去发展可以促进人类合作的知识。若是沟通文化是可以消弭国际误会的话，这无疑是我们不应再事延缓的工作了。我怎能不急呢！我们这一代处在这一代历史的考验里！”作者将“文化自觉”意识如何贯通费孝通学术生涯的脉络仔细地梳理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倡导的“文化自觉”，并不是让中国与外国对立，而是包容性的——是为了“自知之明”。再者，它又是多义的，既是思索学术历程和学科建设的“文化自觉”，也是探求中国文化来龙去脉和特色，以在全球化的时代获得准确定位，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文化交流互鉴、共生共存的“文化自觉”。

　　笔者以为，晚年费孝通的“补课”，也是他践行“文化自觉”理念的一部分。在书中，作者写道：“‘世变方激，赶快补课’，是费孝通八十岁后经常说起的话题。他的补课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学基础知识，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费孝通自己对“补课”的解释是：“这几年来，特别是这一年来，我日益觉得所处的时代变动得太大和太快了”，“我已说过多次，‘身逢盛世’。时代是对得起我的，但我却有点负了时代……不管以后的日子还有多少，当前我的脑子似乎还抵用，于是自己提出了‘决心补课’”。

　　费孝通对自己学术人生的认知与反思，可从书中引述的他写于病中的文字中体会出来：“成人以来立志以脑力劳动为人民大众谋些福利，即所谓志在富民。回顾此生这个志愿基本上做到了的，至于有什么效果就让别人在身后去评论了”，“但所学不够，更不深入……成绩不如条件好，多得于人而出得不够……受于人者远过于援于人，这个天平上我不是个成功者”。

　　在书的结尾，作者还将费孝通的“遗言”收录了进来，将他住进北京医院后“‘最后’的最后”的想法交代给读者——道出自己没能及时抓住机会做得更好的遗憾。费孝通说：“举个例子说，我所师从的几位老师是很难得的，但我并没有好好地学，把他们的成就继承下来。比如史禄国的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其涵义很深，我没有搞清楚。又如潘光旦的新儒学的见解，我也没有好好学会。其他如Park和Malinowski我只是掠了个皮毛，没有深入。学习不认真是我的大毛病。”在此，作者感慨“一介书生，留下的最后文字，是忏悔”。好在，费孝通在社会学领域播下的种子、点燃的“学灯”，已有后来者承前启后、薪火相传。

　　做“活学问”

　　如果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历史发展来看，费孝通所传递的是融汇中西理论的“学灯”。他曾受业于吴文藻、帕克、潘光旦、史禄国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取各家所长，形成了以“从实求知”原则做社会调查的治学方法，做的是“活学问”。

　　吴文藻在大洋彼岸留学时遇到一种剧烈的社会科学学术大转型，即“社会工程”的学术转向——由原来从书本到书本做学问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把获得的知识用于对社会改进的规划和指导之中。吴文藻回到国内，就着手实践这一新的学术范式，把以帕克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学派的社区实地研究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相结合，以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启蒙了费孝通的治学方法，开启了被国际学界称作中国社会学派的“燕京学派”。这是费孝通学术思想与方法中西学的一脉。

　　费孝通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另一脉是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要受潘光旦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方面。比如，费孝通最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差序格局”，就深受潘光旦文章和思想的启发。正是循着这些前辈学人的足迹，费孝通走出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道路，成了“举学灯，穿长夜，自光明”的人。

费孝通部分著述

　　费孝通受到的学术训练和独特的研究经历，使他在学术生涯早期就奠定了自主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27岁时，他就在《关于实地研究》里写道：“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1981年，费孝通参加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开学典礼，在讲话中说：“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产生它的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当这些概念传入中国时，又有一个与中国特点相结合的复杂过程”，“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他在1997年的一次对话中说：“我担心很多知识分子不自觉，跟着外国人走。他也想问题，不是不想，但他跳不出人家的想法。他不接触中国的实际。他不懂啊。他讲得很好听，很好看，可是很多人看不懂。没有用啊！我是说，你写的东西要有用啊。”

　　由上述论述可知，费孝通的学术观念中，有很强的“自主”（调适）意识，他认为没有个体的自主性、自觉意识很难实现治学中的自主性。这种意识，值得当下的学界学习。

　　《斯人斯土》一书，是作者张冠生集其数十年的亲身体会，广泛阅读，深度结合《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撰写而成的著作，将费孝通一生实践“文化自觉”的“传灯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实为理解费孝通和他所经历过的时代不可多得的佳作。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