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

　　作者：田伊霖（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贸易与投资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6年，中国商务部先后发布第1号、第11号、第12号公告，构建起涵盖“原则管控”与“实体管控”的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闭环，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管控名单与关注名单实施监管。此举是中国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日本近期突破“和平宪法”、推进“再军事化”及干涉中国内政等危险行径，采取的正当、合理、合法措施，彰显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

　　于法有据，契合国际通行准则

　　中国对日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具有坚实法律基础。国内法层面，管制措施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法定授权，依据《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相关要求，经全面风险评估、严格程序审核后依法作出。1月6日第1号公告确立“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的总原则，2月24日第11号、12号公告明确被列单实体，实现原则性规定的精准落地。

　　国际法层面，管制措施是中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条约缔约国、履行防扩散义务的有力体现。近期日本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修宪扩军等领域的激进举动，以及涉台挑衅言论，严重冲击地区安全架构。中方以出口管制措施防止两用物项流向日军事领域，既是维护自身安全，也是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责任。

　　值得强调的是，管制措施设置有移出机制。依据《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相关实体若配合核查，停止违法行为，可申请移出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关注名单。

　　直击军工核心，杜绝泛化影响

　　此次管制措施重在“精准识别、分层管控”，力求实现安全目标与经贸秩序的有机平衡。

　　管控名单的20家实体经严格甄别，均为直接参与日本国防产业与武器装备生产的核心主体，覆盖军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三菱造船与川崎重工均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主要建造商；富士通是日本最大信息通信技术企业之一，长期为日本自卫队提供软件开发和硬件研制服务。针对这些实体采取管制措施，能够精准打击日军工扩张要害。

　　关注名单的20家实体，针对“无法核实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风险主体实施差异化管控，禁止其享受通用许可等便利化措施，申请单项许可需提交风险评估报告与非军事用途承诺，并对其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这种审慎管控、分类施策的模式，既能有效防范两用物项被转用于军事用途，又为合规企业保留了正常经贸往来空间。同时，措施明确划定边界，仅针对两用物项与特定风险实体，不影响中日民用领域正常经贸合作，避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现了中国在维护安全与坚持开放间的精准把握。

　　闭环管控，彰显治理能力

　　此次出口管制形成了“事前划定红线、事中严格审查、事后追溯追责”的全流程闭环管控，具备强大效能与威慑力。

　　政策衔接上，1月6日原则性公告与2月24日实体列单互补，构建“宏观统筹管控”与“微观精准施策”兼备的管制体系。未列单实体若涉及军事用途，仍需遵守原则性禁止规定，实现管控全覆盖。执行力度上，管控名单实体相关合作需立即停止，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其转移或提供中国原产两用物项，形成境内外监管合力。市场反馈上，措施出台后日本防务板块股价大幅波动，IHI、川崎重工等军工企业股价明显下挫，彰显了强大震慑效应。

　　长远看，中国出台出口管制措施既是遏制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的有力举措，也是中国出口管制体系制度化、常态化建设的重要实践。中方秉持和平发展理念，如日本真正希望中日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就应正视中方关切，停止扩军备武、在涉台等问题上挑衅，恪守“和平宪法”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与地区和平稳定。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1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