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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

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拳毛騧”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提供
1893年,巴黎,法国汉学家沙畹的《中国两汉石刻》出版,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展示了汉代画像石艺术,开启了西方对中国古代雕塑与绘画的学术研究;1910年,伦敦柏林顿美术俱乐部,一场“中国早期陶器与瓷器展”悄然开幕,展出的491件陶瓷中,出现了大量汉陶、唐三彩、宋瓷,因以往甚少被提及,得到西方藏家广泛关注;1935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展厅里,来全球公私收藏的3000多件中国文物汇聚一堂,成为规模与影响空前的中国艺术展。
这些跨越东西方的重要展览和出版,标记着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的认知转变。但这一转变的背后,是近代中国山河破碎、文物大量流失的沉痛历史。从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到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再到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古董商借铁路修筑、考古调查之名盗掘古墓,无数珍宝流散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中,中国文物达160余万件,而流落私人藏家之手者更是不计其数。而记录这些收藏、展览与研究历程的,是大量海外编印的中国文物图录。如今,它们中的56部被集结为《海外编中国古代文物图录辑刊》(全40册)(以下简称《辑刊》),将那段跨越半个多世纪、横跨大洲的文物流转历史,浓缩在了文献之中。

《海外编中国古代文物图录辑刊》,缪哲、黄鑫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提供
记录文物流失的历史细节
理解这段历史,不妨先从那些痴迷于中国艺术的欧美藏家说起。
英国的大维德爵士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自1915年前后开始收藏中国瓷器,1925年赞助了故宫御书房瓷器展厅的开放,并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交往彻底改变了他的收藏品位,他不再追逐西方人偏爱的清代彩瓷,转而参考中国传统审美,大量购藏宋瓷。1934年,他出版了《大维德藏中国陶瓷图录》,扉页由马衡题写中文书名。1950年,他将毕生收藏的1700余件瓷器捐给伦敦大学。其中,他在1920年代购得的那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后称“大维德瓶”),则为元青花的标准器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依据。

《国宝遗踪——海外编中国古代文物图录提要》,缪哲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提供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皮尔斯白瑞,本是面粉商人,1919年的一次日本旅行后,在卢芹斋协助下开启青铜器收藏。他收藏中晚商至西周早期礼器多达66件,品质极精。1952年,汉学家高本汉为其编纂的《皮尔斯白瑞藏中国青铜器图录》出版,成为西方商周青铜器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瑞典霍尔维尔夫妇的《霍尔维尔藏中国陶瓷图录》,不仅记录了藏品本身,还详细记载了每件文物的购买时间、地点、购自何人、购买价格,甚至支票的序号。透过这些记录,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初文物流动的真实轨迹。其中多件周至唐代的陶瓷购自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此人原是津浦铁路的筑路工程师,因施工中接触出土文物而转为文物商。这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铁路修筑与文物外流之间的历史关联。这些由外国工程师、探险家、传教士经手的文物,多借助治外法权和战乱之机私自运出,构成了近代中国文物劫掠的灰色链条。
在这些藏家背后,还有一批学者和机构。大英博物馆霍蒲孙执掌该馆陶瓷部27年,他编纂的《中国的陶与瓷》《明代瓷器》《中国晚期陶瓷器》等著作,构成了西方中国陶瓷研究的基石。瑞典的高本汉,从1936年起发表系列青铜器研究,其分期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而喜龙仁,这位从文艺复兴雕塑研究起步的瑞典学者,于1925年出版的《5至14世纪的中国雕塑》,第一次从风格演变的视角梳理中国雕塑史,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

1925年霍蒲孙编《中国晚期陶瓷器》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提供
1921年,东方陶瓷协会成立,成为英国乃至欧洲中国陶瓷研究的核心团体。而更早的1910年柏林顿美术俱乐部展览,也汇集大量藏品。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瑞典国家远东文物博物馆,法国的赛努奇博物馆与集美博物馆等收藏机构,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其中国艺术收藏的基础。然而,这些西方博物馆的“黄金时代”,恰恰对应着中国文物流失的“至暗时刻”。如今陈列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龙门石窟宾阳洞《帝后礼佛图》浮雕,正是1934年该馆远东部主任普爱伦与中国文物商贩合作,凿石切割、装箱偷运出境的。
除文物机构与藏家以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卢芹斋。这个出身寒微的中国古董商,从巴黎起家,后成为西方中国文物市场的核心人物。他经手的大量文物如今遍布全球重要博物馆,包括端方旧藏的青铜器、洛阳金村的古玉、龙门石窟的佛雕。他还致力于推广中国文物,精心编印文物图录,邀请当时顶尖学者参与。1950年,他在美国佛罗里达诺顿美术馆举办“上古玉器展”,并亲自为图录撰写序言,序言中如数家珍地列出在其帮助下建立古玉收藏的欧美藏家名单,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然而,卢芹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是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重要推手,又在客观上向西方推介中国文物。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流失文物追索力度的加大,卢芹斋经手的许多文物已成为追索的目标。
从“奇物”到“文物”的认知转变
透过这些藏家、学者和文物商的往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对中国艺术认知的深刻转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收藏家眼中的中国艺术品,主要集中在清朝康、雍、乾三代。它们被摆放在欧洲贵族的客厅里,作为奢侈品和装饰品,被视作“美物”或“奇物”。至于更早的汉陶、唐三彩、宋瓷,几乎无人知晓,对商周青铜器、上古玉器、中古雕塑,更是闻所未闻。
1910年柏林顿美术俱乐部的展览,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展出的陶瓷中,出现了大量汉代的陶俑、唐代的三彩、宋代的青瓷。它们的朴素,与当时欧洲艺术界正在兴起的趋古之风恰好吻合。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在观展后写道,这些宋瓷的美让人“逸兴遄飞”。十年后,1921年成立的东方陶瓷协会,第一期会刊发布的13件中国陶瓷中,除一件元瓷和一件明瓷,其余全是汉至宋代的器物。
1920年代,商周青铜器开始成为西方收藏的新宠。此前西方对青铜器认识极有限:1871年,法国收藏家赛努奇从日本、中国带回1500余件青铜器,其中不乏商周重器,却因无人识货而反响寥寥。但到1925年阿姆斯特丹的中国艺术展,商周青铜器已达30余件;“饕餮”“雷纹”等术语首次出现。到1929年柏林大展,青铜器数目增至80余件。1933年,斯德哥尔摩举办了“中国早期青铜器”展,学者、藏家涌入,城市为之拥塞。
上古玉器、中古雕塑的收藏也紧随其后。1912年,卢芹斋应赛努奇博物馆之邀,举办了古玉展,尽管当时“真正的古玉,寥寥二三而已”,却开启了西方对上古玉器的关注。喜龙仁的《5至14世纪的中国雕塑》,将中国雕塑与欧洲中世纪艺术相提并论,让西方人找到了一条理解中国雕塑的路径,书中收入近千件作品,其中许多实物今已不存。
绘画领域同样经历了这一转变:西方最初受日本趣味影响偏好明清市画,之后逐渐将目光投向宋代绘画乃至更早的作品。1894年波士顿美术馆举办的“五百罗汉”展,展出的100件宋代作品,让西方第一次见识了中国绘画的丰富面貌。

1914年史德匿编《中华名画——史德匿藏品影印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提供
这种从“奇物”“美物”向“文物”的转变,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现代汉学的兴起,为西方提供了理解中国艺术的历史与文化脉络;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艺术界的趋古之风,为中国早期艺术的朴拙提供了欣赏的土壤;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动荡,则使得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物流入市场,为西方的收藏提供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西方开始意识到,这些来自古老文明的器物,不是简单的奢侈品或装饰品,而是承载着历史、信仰与精神的“文物”,是一个伟大文明的物质见证。值得提醒的是,这种“发现”的代价是惨痛的,当我们今天在国外博物馆里赞叹那些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北魏佛雕时,不应忘记它们大多是在战乱和盗掘中流失出境的。
流失文物的“纸上追索”
《海外编中国古代文物图录辑刊》收录的56部图录,正是这段历史的“纸上见证”:沙畹《中国两汉石刻》,首次系统发布山东汉画像石,收录的武氏祠画像,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汉画像石的起点;斯坦因《千佛》,首次高清发布敦煌佛画,48幅图版至今仍令人震撼……
这些图录多是当年限量发行的稀见文献,沃尔特斯1897年的《东方陶瓷艺术》家印本,仅装订了约200部,每部以丝绸为封、龙纹为饰,如今难得一见。大维德1934年的图录,限量680部,霍尔维尔夫妇的陶瓷图录限印190部。更珍贵的是,它们大多采用珂罗版工艺精印。珂罗版能毫发毕现地再现原作笔墨层次,但印量极有限,往往数百部即告绝版。1913年德国限量发行《道子墨宝》,50开白描人物册页以珂罗版精印,至今仍是研究唐宋绘画的重要资料。日本出版《爽籁馆欣赏》同样采用珂罗版,印制之精良,今人仍叹为观止。波士顿美术博物馆1938年出版的《波士顿藏中国绘画图集(汉至宋代)》,图版由日本大塚巧艺社以珂罗版印制,限量300部,代表了当时珂罗版技术的最高水平。这些珍本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善本库,普通读者无缘得见。

1921年斯坦因、宾雍编《千佛——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古代佛教绘画》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提供
《辑刊》的出版,不仅是对珍稀文献的抢救性复制,更是对流失文物的一次“纸上追索”。它让中国学者无需远渡重洋,便能系统查阅这些散落海外的图录资料,为文物研究、鉴定乃至追索提供文献支撑。近年来,我们对流失文物的每一次成功追索,都离不开对文物来源、流传过程的扎实考证——而这些考证,往往要从这些百年前的图录中寻找线索。因此,《辑刊》不仅是学术工具书,更是维护文化主权的“文献证人”。
此外,该项目另独立出版提要册《国宝遗踪——海外编中国古代文物图录提要》,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缪哲教授为《辑刊》所收图录逐一撰写解说。这套《辑刊》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充分彰显了我国对流失文物“学术回归”与“文化主权”的战略支持。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1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