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磊（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学人小传

　　马兴荣（1924—2025），四川西昌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词学研究专家。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同年至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曾兼任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词学》主编、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等。著有《马兴荣词学论稿》《词学综论》《龙洲词校笺》《山谷词校注》《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唐宋爱国词选》《晚清六大家词选》等，合作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全宋词评注》等。

马兴荣 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百年人生岁月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马兴荣先生把研究“词”这一中国特有的抒情文体视为矢志不渝的事业。他以《中国词学大辞典》《全宋词评注》等鸿篇巨制推动当代词学研究发展，通过创办《词学》集刊点燃了学术传承的薪火。

　　与诗词结缘

　　1924年，马兴荣出生于四川西昌。他四岁就开始读私塾，以《诗经》《唐诗三百首》《唐宋词》等为蒙学，这是他与诗词结缘的开始。九岁时，马兴荣转到新式学校上小学二年级。上小学不久，到了端午节，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让大家补充填空：“（）五月（）。”马兴荣在私塾读过《出师表》，以为可以借此在学校博个开门彩，于是信心满满地填了“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不想老师批了“失规”二字，原来他的本意是让学生填写与五月过端午节相关的内容。马兴荣的答案不符合要求，但他对自己能学以致用还是暗自得意的。

　　马兴荣小时候经常去书店看书，最常看的是诗词，还借来同学的《全唐诗》品读。小学五年级时，他读到了冰心和臧克家的新诗，对新诗也产生了兴趣。初中毕业之后读师范期间，他就开始写新诗和旧体诗词，写好就投到西昌本地的《新康报》。他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把自己发表的作品都剪贴在上面。

《马兴荣词学论稿》图片由作者提供

　　师范学校毕业后，马兴荣回到西昌农村教小学。彼时他又有了考大学的想法，因为昆明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他就从西昌来到了昆明。出发前马兴荣到《新康报》辞行，报社主编邀请他做报社驻昆明的记者。但按当时规定，要读一年记者培训班才能做记者。于是马兴荣就白天做小学教师，晚上上记者培训班。昆明解放后，马兴荣凭着记者培训班的毕业证书报考了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插班生。考试时马兴荣用英文写了一首歌颂天安门的新诗，下午面试时他又把发表在报纸上的诗词拿去给面试老师刘尧民看，最终如愿考上了。

　　在云南大学期间，马兴荣师从刘尧民学词，对词学研究有了兴趣。七十年后，他仍然记得1954年大学毕业时刘尧民对他说的话：“词的天地很宽广，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大学毕业后，马兴荣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师从施蛰存。自此，马兴荣的人生就与词学教学和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后一生，他都致力于词学教学与研究。

　　亲历当代词学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词学研究蓬勃发展，研究队伍扩大了，研究领域拓展了，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外学术交流也活跃起来了。作为20世纪下半叶词学发展历程的亲历者，马兴荣先后参与创办《词学》集刊，编纂《中国词学大辞典》《全宋词评注》，词学界的这三件大事对词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马兴荣开始协助施蛰存先生创办《词学》集刊。夏承焘、唐圭璋两位词学前辈欣然应邀与施蛰存、马兴荣一起担任刊物主编。张伯驹、俞平伯、任中敏、潘景郑、黄君坦、钱仲联、宛敏灏、吕贞白、王起、徐震堮、程千帆、万云骏等十二位词学专家担任编委。1981年11月，《词学》第一辑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期刊物的编辑工作，施蛰存亲力亲为，从《创刊缘起》撰写到目录的英文翻译，事无巨细，亲自把关。马兴荣跑前跑后，还自己设计了刊物的封面。刊物出版后，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可，其严谨的编辑理念和高质量的内容推动了现代词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刊物第一辑即确立了“全面研究中国历代词学发展历程和词人词作”的定位，后续持续聚焦多个专题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传承体系。同时，《词学》杂志的创办为全国词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标志着我国词学研究进入新阶段。作为《词学》首任主编之一，马兴荣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广泛邀请学者投稿，积极组织专题讨论，使得《词学》迅速成为词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现在《词学》是我国唯一的词学专业集刊。

《山谷词校注》图片由作者提供

　　1990年，马兴荣开始推动编纂《中国词学大辞典》。这一提议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全国数十位词学专家用六年多时间编成该部辞典，其内容包括“概念术语”“词人”“风格流派”“词集”“论著”“词乐”“词韵”“词谱”“词调”“名词本事”“语辞”及附录“二十世纪词学研究书目”等。1996年10月，《中国词学大辞典》出版，收录词人上千家，作品在万首以上，共185万字。唐圭璋评价，这部辞典“融学术性、知识性与资料性三者于一体，为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翔实、完备之大型词学辞典，既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又有极强的实用价值，不啻学词者之津梁”。

　　1994年，马兴荣又参与了《全宋词评注》的编纂工作。《全宋词》由唐圭璋集平生之力编成，收录词人1300余家，词19900余首。1981年，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又补词人100余家，词430余首。在此基础上，1994年，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立项的《全宋词评注》编写工作开启。是书共十大本，经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福州等地十余所大学八十余位词学专家通力合作，历时十余年才完成编撰工作。《全宋词评注》根据中外现有各种文献又增补了佚词240余首、残篇530余首，是目前收录最全、注释准确、集评精粹的一部新的《全宋词》。

　　马兴荣的这些工作直接推动了我国词学研究的发展，扩大了词学研究队伍，拓展了词学研究领域，增加了词学研究成果。同时，词学研究的发展也增进了海内外学者间的联系与交流，对中华词学研究的长远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马兴荣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做了分内之事，这些成果是词学界几代人共同努力而取得的。

　　纵论词学，考订词籍

　　马兴荣一直自谓“词家”。他认为，“研究词的特质、渊源流变以及词家得失之学，谓之词学。这里所谓的‘词家’，包括词的作者和词学研究者在内”。作为“词家”，他的许多开创性工作，为我国当代词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马兴荣就撰写并发表了《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十年来的词学》两文，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词学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从宏观层面分析其得失，为改革开放后的词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在《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中，他将“忽视词史的研究”列为改革开放之前30年词学研究的重大缺失之一。他指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王易的《词曲史》，龙榆生的《中国韵文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等几部史著和吴梅的《词学通论》、薛砺若的《宋词通论》、龙榆生的《词曲概论》等几部通论性著作谈到词的发展史之外，完全的词史只有30年代初，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刘毓盘的《词史》和稍后由上海大陆书局出版的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从这两本词史出版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就没有再出现过一本新的词史，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没有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写的新词史。很显然，这和‘古为今用’变成实用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相信，词史的空白在不太久的将来，总会要被填补起来的”。除了词史研究，他也对词学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过许多前辈几十年的努力，在今天，‘词学’已成为一个与诗学、曲学并列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学术分支了，它的目标是研究‘词’这一中国所特有抒情诗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为了填词。因此，我认为：研究词的特质、源流流变以及词家得失之学，谓之词学。”（马兴荣《词学略论》）

马兴荣（左）与同事万云骏（中）、施蛰存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1989年出版的《词学综论》是马兴荣研究词学理论和词史的重要结晶。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词的起源，词调，词的平仄、句式、对仗，词韵；下编论述词的发展流变。唐圭璋在序言中说：“此书材料丰富翔实，论证严密，富有新见，且能深入浅出，这是颇为难得的。”晚年出版的论文集《马兴荣词学论稿》汇集了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提出“词学论述、词籍考订、词学鉴赏”等多维度词学研究框架，词学家、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评价该书“在词学论述、词籍考订、词学鉴赏以及近现代词人年谱诸多方面之所创建，承前启后，坚实稳固，不仅有功词苑，亦为后昆树立典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诗词不再是只有少数文人把玩的艺术，而是逐渐成为大众业余生活休闲的一种方式。在马兴荣看来，虽然填词曾经是一种严格讲求格律的游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应该有新的变化。他赞成老一辈诗词学家詹安泰“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的主张，认为我们今天填词，除了用新的语言去写新的题材，表达我们新的感情以外，在遵守词格律的基础上，还要勇于探索如何改进词律。在《填词艺术新论》序中，他就引用写给友人的一段话表达自己的填词观：“关于词的创作，当然有他的严格要求。但是我认为可以从宽，甚至可以创新（当然要慎重）。从词的发展长河来看，总是创新与前进相伴，守旧与没落相依。”

　　在开展词学研究的过程中，马兴荣既秉承传统，又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为词学研究后进做出了榜样。如，马兴荣秉承老一辈学者的传统，注重古籍整理工作，编撰《山谷词校注》《龙洲词校笺》两种词集校注本，这两部书至今仍是黄庭坚、刘过词最重要的整理本，是黄庭坚、刘过词研究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编选过《唐宋爱国词选》《晚清六大家词选》《回族名家词选》等多部词集。

　　承上启下，培养后学

　　“词学要继续发展啊。”面对学生，马兴荣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2025年，马兴荣以101岁高龄辞世。他的治学风骨和学术血脉已在后辈学人身上焕发新生。他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些承前启后的工作，只是把师长对他的教导传承下去。

　　马兴荣从老一辈词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上大学期间，时任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尧民，对他的学业十分关心，除了直接授课外，还介绍马兴荣去拜访当时在云南的词学家徐嘉瑞、周泳先，并指导马兴荣编写《云南民歌》。大学三年级时，马兴荣被选为学生代表参加教师组的政治学习，和刘尧民的接触更加密切。这段时间他们时常会谈论词学，点点滴滴，给马兴荣留下很深印象。1954年，马兴荣毕业离校前去刘尧民家辞行，刘尧民送给他一本自己写的《词与音乐》和一张自己的照片，并说：“江浙是词最流行的地区，你爱好词，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成为马兴荣词学研究的起点。在云南大学，刘文典曾对他说过：“我要告诫你，做学问必须踏实、虚心。我是搞小学的，我还常翻《新华字典》。”这个教导马兴荣一直记在心上。到上海后，马兴荣又得到唐圭璋、吕贞白、施蛰存、徐震堮、万云骏等先生的指导。他在编辑《词学》时，审读了一篇关于词籍版本目录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完全符合发表的标准，但施蛰存审读时改了很多。马兴荣不解，施蛰存告诉他：“我这样改，不但有益读者，还让这位年轻的作者知道如何搞版本目录。”马兴荣颇为感动。他从此知道了，作为编辑，不但要为读者着想，还要为年轻作者的成长进步着想。于是，除了词学研究，他还扛起了词学人才培养的大旗。

《晚清六大家词选》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改革开放初期，马兴荣与万云骏联合培养了方智范、邓乔彬、高建中等国内第一届词学专业研究生。此后，在施蛰存、马兴荣等的共同努力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培养了大量词学研究人才，如赵晓岚、朱惠国、欧明俊、刘锋焘、彭国忠、杨柏岭、刘荣平、杨雨等，如今他们已成长为国内词学界的中坚力量，韩立平、倪春军、刘宏辉等新生代学者也已经开始活跃在词学界。可以说，正是马兴荣和众先生的努力，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词学研究的重镇。马兴荣培养出的这批优秀词学研究者，不仅继承了深厚的传统词学底蕴，还融入了现代学术视野，为中国词学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教学过程中，马兴荣一直鼓励年轻学者多读词，多实践，多写、多改，以此作为学词、写词、研究词的必经之路。关于读词的方法，他在《山谷词校注》前言中这样论述：“不当只观其与人相同处，还当观其别裁蹊径、不落窠臼处；不当只观其谨守绳墨处，还当观其豪纵恣肆、妙趣天出处；不当只观其当时的地位高下，还当观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于初入词学之门的年轻学者，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词学研究的繁荣发展，马兴荣在老一辈学人的引领与支持下，为国内词学界学术交流倾尽心力。《词学》创刊号出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支持下，马兴荣先后以《词学》集刊的名义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词学研讨会，开创了新时期词学学术交流的先河，对于后来的词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特别是1986年在上海金山举行的第三次研讨会，规模较大，国内知名词学研究学者尽数参会。这次会议承前启后，为词学界的新老交替奠定了坚实基础，被很多词学研究学者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兴荣一生热爱词学、钻研词学。从1954年到2025年去世，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了71年，一直从事词学研究，临终前还在担任《词学》主编。每辑《词学》出版后，他都会反复翻看。他将词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词学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