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个杰出的大文学家，他的散文、诗、词都有相当成就。他的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在宋代是和江西诗派首领黄庭坚并称的，他的词的成就和影响，更远远超过他的文和诗。我们知道，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文学革新运动，是以梅尧臣为主将的诗的革新开始，以欧阳修亲自指挥的散文革新为主流的，而勇敢地把这一革新运动推进到词这个领域的是苏轼。苏轼词的出现，标志着词的彻底改革，可以说是词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在当时，写词都要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写，这样做固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那就是束缚太大，限制了词人思想感情的发挥。苏轼写词，就不受乐曲的束缚，有意解除了这一层束缚，使中国诗歌的发展来一个大转变。但是也引来不少的责难，有人说：“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耳。”也有人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还有人说，东坡的词不过是“句读不葺之诗尔”。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苏轼懂不懂音乐，会不会唱曲，一个是苏轼的词协不协律，入不入腔。从文献材料来看，可以肯定地说：苏轼是懂音乐的，是会唱曲子的。至于苏轼词协不协律，入不入腔的问题，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无咎有一段话可以作答，他说：“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实际上就是苏轼重视词的文学方面的意义，使词摆脱音乐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新诗体抒情诗。正由于他是把词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来写的，这种新词当然不协旧的律，不入旧的腔了。苏轼使词从音乐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的新诗体，使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大贡献。

　　词在民间流行时，题材很广阔，内容很丰富，就拿我们现在掌握的不完全是民间词的敦煌曲子来说，它的内容有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痛苦的，有反映唐末黄巢起义的，有反映边疆人民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有表现爱情的等等，但是到了晚唐五代封建士大夫手里以后，除了个别作家的某些作品以外，词基本上成了他们歌筵舞榭、茶余酒后的消遣工具了。这时的词，题材狭窄，写的不外乎风流艳事，相思离别，旷夫怨女，春愁秋恨之类。因此，“词为艳科”就成了公认的定律。苏轼的词，题材是相当广泛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举凡怀古感旧、咏史谈禅、赠友留别、纪游咏物、说理抒情等等，喜怒哀乐都入词，都用词来表达。正像刘熙载说的：“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把词从专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艳科”小天地里解放出来，把它推向了广阔的大世界，赋予词以无限的生机，形成了前无古人的新型的词。

　　词到了封建士大夫手上以后，由于内容几乎都是男女相思离别之情，也由于这些封建士大夫词人的立场、观点，以及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条件，他们的生活经历、艺术素养、创作方法等方面的近似，因此形成了一个婉约的词风，而且差不多成为词人们不可违反的祖宗之法了。而革新家苏轼以锐不可当之势，在扩展词的内容的同时，一扫词坛上这种柔靡纤弱的气息，创造出豪迈奔放的新风格，为词的艺术开辟了一个新境界，彻底摧毁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我们可以说，豪放词是苏轼词的主流，但他也有婉约的作品。这也告诉我们，苏轼并不是不能写婉约的词，而是不愿为婉约所束缚。

　　——摘编自马兴荣《苏轼是词的革新家》，载于《马兴荣词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