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建新（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诗论家们常以“气骨顿衰”形容中唐诗的颓靡。《四库提要·钱仲文集》称：“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天宝末年，时代激变，诗歌的内容与抒情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元、天宝淳厚的诗风渐离渐远，李杜的激情理想已成往事。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贞元、元和时期，有赖于以李益作品为代表的边塞诗中洋溢的英雄情怀，以元稹、白居易作品为代表的新乐府的社会担当，以韩愈、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苦难中体现的士人品格，中唐诗的气骨才得以重振。

　　一

　　唐代边塞诗以初盛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为最，所作无一不精，气势磅礴，激情澎湃，洋溢着英雄主义情怀。之后边塞诗最有力的继承者是李益，常年转战边地，李益对西北风物的感受是真切具体的，《过五原胡儿饮马泉》：“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诗人自注：“鹈泉，在丰州城北，胡人饮马于此。”此泉即“胡儿饮马泉”。丰州，隋开皇五年（585）升永丰镇置，治九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县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其迤北一带，唐属关内道，北临回鹘。李益将白云天下戍边将士握剑远望的雄姿化作一幅高远壮阔的图景。《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曰：“此诗可谓探源昆仑，雄才浩气，更笼络千古。”《网师园唐诗笺》评曰：“亦悲壮，亦流丽。”李益此诗使人想到了王维的边塞诗：“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送张判官赴河西》）一样的英姿勃发，一样的豪气干云。李益又有《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回旋其中的英雄气丝毫未减。

　　于鹄《出塞三首》其三：

　　单于骄爱猎，放火到军城。

　　乘月调新马，防秋置远营。

　　空山朱戟影，寒碛铁衣声。

　　度水逢胡说，沙阴有伏兵。

　　防秋，汉唐时期西北周边部落往往趁草好马肥的秋天入侵边地，抢掠收获，朝廷因而调兵守边、特加警卫。“空山”“寒碛”是“防秋”的自然环境，寂寞冷清。“朱戟影”“铁衣声”有声有色，写将士们时刻警惕，不敢稍懈，画面鲜明生动。面对敌人的伏兵和不可预测的危险，将士们义无反顾，坚守在西北边疆。诗的画面看似平静，内里却含蕴对家国的热忱。稍后的李频有《送边将》一诗，慷慨激昂，读来令人振奋：“防秋戎马恐来奔，诏发将军出雁门。遥领短兵登陇首，独横长剑向河源。”诗中展现的是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边塞诗需要胸怀和眼界，被好友王建戏谑“穷瞎”的张籍也有《凉州词三首》，其一描绘的边塞画卷壮阔雄奇：“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文弱的李贺亦能写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十三首》其五）这样霸气十足的诗来。边塞诗中饱含深厚的家国情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其崇高阳刚的美学品格不仅影响社会风气，也影响一代诗风。对于中唐诗而言，没有边塞诗的硬朗和英雄气，何来气骨重振。

　　二

　　中唐各种社会问题在时代激变后一夜显露，藩镇割据，边患又起。忧心黎庶，揭露社会矛盾，呼吁挽救危亡中的唐王朝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元、白肩上。《唐音癸签》卷九：中唐诗“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钱、刘，指钱起、刘长卿。面对残破现实，元稹、白居易“志在兼济”，力倡“新乐府”，以新题写时事，白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元之“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乐府古题序》）的创作原则得以推行，进而形成运动，影响巨大，致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与元九书》）。“新乐府”广泛触及了中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揭露贫富悬殊、为富不仁造成的巨大社会矛盾方面，白居易的“是年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直追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元稹《连昌宫词》揭露朝廷腐败，贵戚贪婪，奸佞专权，生民倒悬，奔走于势利之途者比比皆是：“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通过宫边老人今昔盛衰之感，诗人告诉读者：“安史之乱”的爆发绝非偶然。狼烟四起，潼关失守，玄宗逃往蜀中，惶惶如丧家之犬，从“贞观之治”开始持续了一百年的盛世黯然落幕。全诗渲染铺陈，叙议结合，有诗史的特质。《诗经》之后的中国诗歌史，揭露世道之深刻、批判之尖锐，无逾“新乐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诗十二首》的诗史地位重要，光照千秋。

　　早于元、白的顾况关注民生疾苦，其“忧黎庶”的思想直承杜甫，影响了元、白的文学创作，所作《江村乱后》一诗情调哀伤：“江村日暮寻遗老，江水东流横浩浩。竹里闲窗不见人，门前旧路生青草。”战乱后的江村荒寂无人，野草丛生，一片萧条。又有《囝》诗：“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乃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揭露掠买儿童者的罪恶，父子分别的场面令人心碎。《公子行》：“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描写贵公子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讽刺其无耻的寄生生活。《沧浪诗话·诗评》：“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客观地看，顾况的诗歌成就与影响不及元、白。

　　三

　　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及价值观的改变，元、白的创作实践未能坚持到底。“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后，白居易改弦更张，随波逐流，一任浮沉，自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妻儿不问唯耽酒，冠盖皆慵只抱琴”（《咏怀》）。曾任监察御史、勇于弹劾的元稹在政治上失去倚靠后转依宦官，人格受损，遭人诟病。韩愈、刘、柳应时而起。韩愈人生信念坚定，极具道德勇气，敢置生死于度外，元和十四年（819）因上谏表触怒宪宗，被贬潮州，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至今令人动容：“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诀别侄孙，韩愈抱着必死的决心走上了贬途。清人李光地《榕村诗选》评曰：“《佛骨表》孤映千古，而此诗配之。尤妙在许大题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在谪贬潮州途中韩愈又作《武关西逢配流吐蕃》：“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再见决绝之意。韩愈对中唐诗歌的贡献在于没有门户之见，奖掖后学不遗余力。

　　《旧唐书·韩愈传》：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

　　韩愈才力雄厚，心胸开阔，不以文坛领袖自居，带来了“韩孟诗派”创作的繁荣。《唐音癸签》卷九：“昌黎而下，门户竞开，张籍、王建之真澹、李贺之幽奇，变风犹未失古。”有了韩愈的爱重，众人各逞其能，所作风格多样，蔚为壮观。

　　刘、柳情谊深厚，为了对方敢于牺牲前程。“永贞革新”失败后，刘、柳同贬南荒，柳宗元不顾自己身在苦难之中，援手比自己更加艰辛的刘禹锡。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记直击人心——朗州（今湖南常德）十年贬谪结束，刘禹锡再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韩愈由是感慨：“士穷乃见节义。”柳宗元英年早逝，刘禹锡痛不欲生，《祭柳员外文》说：“忽承讣书，惊号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恸何极！”来年又作《重祭柳员外文》：“君为已矣，余为苟生。何以言别，长号数声。”二人的友谊惊天地、泣鬼神，是古代士人的人格风范，为中唐诗灌注了刚大弘毅的人格力量。

　　志在边疆、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情怀，关注国计民生的社会责任与苦难中坚守互助、相濡以沫的士人品格，是中唐诗气骨重振的核心要素，三者交错融合，互为鼓应，汇为洪流，激荡回旋，波澜壮阔，改变了大历诗歌“才力既薄，风气复散”“气象风格顿衰”（《诗源辩体》卷二十）的局面，为中唐诗争得了在中国诗歌史上应有的地位。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