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磊（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献所见“采药”与“昆仑”在意象上的联结，早在先秦至秦汉的文本中便已形成。刘钊先生在《为何说秦始皇寻仙采药是举国行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5年11月12日）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可资借鉴。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先生曾总结道：“上古之世，西王母之邦，相传有不死之药，为人主所甘心。尧禹二君，皆尝西游，以谒西王母。舜时，西王母来宾。夏时羿亦西求不死之药于王母。周时，穆王亲率六军之士，朝西王母。”此论将“不死药”对于历代“人主”的诱惑剖析得尤为透彻。从夏羿、殷商王孟至周穆王，再到秦始皇遣使，一系列文本共同构建了一个跨越时代的“向昆仑西王母求不死药”的神话政治叙事，秦始皇遣“翳”到昆仑采药，正是嵌入这一深厚文化传统之中的重要一环。

山东滕州姜屯镇大颜村出土的汉代画像石 图片选择自《滕州汉画像石研究》

　　“翳”之名的内涵

　　在神话叙事中，向西王母求取“不死药”者是“羿”。《山海经·海内西经》还特别强调：“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意为只有像羿这样的人才能登上昆仑山。青海尕日塘秦刻石中记载奉命采药之人亦名为“翳”，“羿”与“翳”二字相通的相关研究已相当丰富。这一巧合使我们不能不对二者之间的潜在关联予以特别关注。

　　从汉武帝的求仙活动来看，“西王母”传说对其影响尤为深远。司马相如为武帝所作的《大人赋》中，铺陈瑰丽想象：“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吾乃今目睹西王母……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这段文字将“屏翳”“昆仑”“西王母”与“长生不死”的意象紧密勾连，印证了汉代对“昆仑—西王母”不死神话的承袭。《大人赋》中的“屏翳”与尕日塘秦刻石中采药的“翳”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在古代文献中，“屏翳”是一位身份多元且重要的神祇，历来各家解释不一，有天神使、雷师、雨师、风师、云师等不同说法。尽管对其具体职司的解读存在分歧，但司马相如笔下的“屏翳”能“诛风伯而刑雨师”，显然已被赋予了一种超越常规、统御自然力的崇高神格。这种对“翳”的神化塑造，与秦刻石中以“翳”为皇帝使者西行采药的形象，共同折射出“翳（羿）”在古人仙境叙事与求仙实践中所承载的特殊象征意义。

　　《山海经》、尕日塘秦刻石与司马相如《大人赋》之间，存在紧密的文本联系——共享“通过‘翳（羿）’求取西王母不死药”的叙事内核。这揭示出秦汉时期神话思维中一个稳固的观念：这类具有通天能力的神灵，是沟通凡人与仙界（尤其是西王母）的核心媒介。秦始皇派遣一位与天神“翳（羿）”同名的人前往昆仑采药，此举绝非巧合，而应将其视为对上古神话母题的有意识激活与仿效，旨在借助神性符号的灵力，为现实中的求药行动赋予神圣合法性。这一逻辑与秦始皇晚年的另一行为形成绝妙互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方士卢生曾建议他“微行以辟恶鬼”，自称“真人”以接引仙真，如此“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秦始皇旋即响应：“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秦始皇改名与遣使“翳”西行采药的行为，实为同一策略的两面——皆是通过符号的巫术性挪用，试图突破人神界限，达成长生目的。

　　昆仑采药与里耶秦简献药的区别

　　里耶秦简12-1324号简记载“琅琊献昆仑五杏药、秋鰝及它”，有学者因见里耶秦简与尕日塘秦刻石均出现“献药”记载，遂疑后者系伪托前者而作。然细加比对可知，二者所反映的献药活动性质实有根本差异。里耶秦简中的“献药”记录，是通过文书行政系统下达的政令，属于日常行政管理范畴，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的特点，故而要求各地进献的药物多为本地所产的特产或名贵药材，里耶简所见“五杏药”“秋鰝”即属此类。

　　新郑画像砖（西王母）。图中，西王母端坐昆仑山前，捣药兔前有细腰高钵，上刻圆点，应为制作好的不死之药。一只凤鸟口衔仙丹，回首展翅欲飞。图片选自《汉画西王母图像研究》

　　杨先云缀合的里耶秦简9-1305+9-1739亦提供了关键佐证，其文云“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及其它奇物者”，清晰表明秦廷曾以法令形式向全国基层征集“良药、芳草及奇物”，并要求如实上报。这进一步印证了里耶秦简所载“献药”是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行政征调行为。反观尕日塘秦刻石所述秦始皇派遣特定使者远赴昆仑寻求不死仙药的特殊事件，具有明确目的地与神话背景。因此，里耶秦简反映的制度性药材征集，与刻石所载针对昆仑的特定求药行动，二者在性质、规模与背景上均存在本质区别，不宜混为一谈。

　　里耶秦简中“琅琊献昆仑五杏药、秋鰝及它”的记载，正与“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及其它奇物者”的要求形成对应，表明“昆仑五杏药”应当是一个具体的药物名称。关于“昆仑”的地望，历史学者何幼琦指出：“《海经》的昆仑就是后世的泰山……昆仑丘就是泰山。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淄川县内，至今还保留有昆仑的山名和大昆仑的村名。”（《〈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也持相似观点：“昆仑最初可能就是指泰山。”（《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14页）因此，“昆仑五杏药”可以理解为泰山地区出产的一种特定药材。泰山位于琅琊郡辖境或邻近区域，郡府将此类本地特产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既符合地理逻辑，也完全符合当时以“方物”入贡的行政惯例。相比之下，赴昆仑采药则并无具体药名记载，所派使者“翳（羿）”需根据昆仑当地物产，为秦始皇甄选良药。可以说，里耶秦简所载的进献药物属于常规的地方贡献行为，药物名称明确可考；而赴昆仑采药则是帝王主导的特殊举措，所需药物名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昆仑所采何“药”？

　　关于“昆仑五杏药”的具体所指，鹤间和幸推测其可能是五味子或五茄皮（《关于始皇帝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光明日报》2025年7月28日第8版）。结合药物分布调查，此说中的“五味子”一说尤具参考价值。据实地考察，泰山地区确有五味子分布（《泰山中草药分布简介》，《泰山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这与前述“昆仑五杏药”可能产自泰山地区的推论相符。

　　五味子作为传统药材，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已有明确记载：“味酸，温。主益气，咳逆上气，劳伤羸瘦，补不足，强阴，益男子精。生山谷。”其“益气”“补不足”等功效，正符合秦汉时期对“良药”的普遍认知。现代药理研究进一步印证了五味子的药用价值，据孙萌博士提供的信息，五味子中的重要活性成分五味子乙素，是目前已知唯一兼具ATR抑制剂与心肌保护剂双重功能的化合物，显示出显著的抗癌潜力，佐证了五味子作为一种重要“良药”的合理性与价值。

　　那么，昆仑采药采的是什么呢？先秦秦汉时期，青海地区的药物资源记载相对有限，只能依据《山海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中的零星记录进行推测。（《青海道地药材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第12页）如今，青海省已形成以“十八青药”为代表的道地药材体系，主要包括冬虫夏草、枸杞、唐古特大黄、青贝母、秦艽、羌活、麝香、锁阳、沙棘、獐牙菜（藏茵陈）、黄芪、红景天、甘松、当归、水母雪莲、铁棒锤、川赤芍、西南手参等。结合文献记载与现今药物分布，“翳（羿）”赴昆仑采药所能获取的可能包括枸杞、戎盐（大青盐）、秦艽、黄芪、当归、大黄等当地药材。

　　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戎盐。王子今先生论证秦时存在“盐神”崇拜（《秦人的信仰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91页），卜宪群先生曾指出：“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提及的‘戎盐’，应即中原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药物的证据。”（《新见秦刻石的重大价值及意义》，《光明日报》2025年9月16日第8版）邓真指出：“扎陵湖、鄂陵湖区域，有哈姜盐湖资源。”（《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2日第16版）上述药材在《神农本草经》中多有著录，其药性与功效明确。如枸杞“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戎盐“主明目，目痛，益气，坚肌骨，去蛊毒”。这些记载（尤其是兼具“益气”“坚肌骨”等功效的药材）不仅印证了部分青海药材自古以来的药用价值，也为我们理解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所求药物类别提供了参照。

　　秦始皇晚年派遣五大夫“翳（羿）”远赴传说中的昆仑寻求“不死之药”这一行为，与其家族生命史带来的心理压力有关。秦始皇的祖父秦孝文王享年约五十三岁，父亲秦庄襄王更是在三十余岁的壮年便早逝。两代先王均非长寿，此番家族记忆可能对秦始皇构成了无形的生命焦虑，促使他极力突破自然寿命的界限，转向寻求超自然的“奇药”以期改变命运、获得长生。

　　昆仑兼具神话仙山、药材产地、政治符号、信仰对象等元素，在不同领域被赋予不同价值，学界称作“神州处处有昆仑”，其多元性与复杂性可见一斑。尕日塘秦刻石中出现的“昆仑”，正是这一复杂文化叙事中一个具体而微的历史切面，它生动地展示了神话观念如何驱动国家行为，为理解昆仑文化的多元复杂面貌提供了新的线索。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