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析】

　　作者：赵坤（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副教授）

　　时隔8年之后，作家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于近期出版。有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中的各色人物身上散发着一种人格的高贵、温暖的光芒，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美的部分。

　　《文城》出版后受到认可，再次凸显了作家创作从本土资源与文学传统汲取养料的重要性。从中国本土生活寻找创作题材，到古典传统中挖掘写作经验，以此来提高叙事技巧，增强语言刻画力度，已成为许多作家的经验之谈。在先锋作家完成了现实主义转型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开始借重古典文学形式，书写越来越精彩的现代中国故事。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余华的《兄弟》《文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推拿》、阎真的《沧浪之水》、杨文丰的《自然书》、付秀莹的《陌上》等，都从写作题材本土化与审美表达传统化中获益良多。

　　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象征主义诗歌、新感觉派小说、意识流小说、先锋小说、个人化小说等曾各领一时风骚。然而，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为中国作家所提供的文化资源，几乎都是以西方文学理论、作家作品为主要讨论对象，是以西方文学作品为内容和对象得出的文学规律与理论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写作的中国故事，这也是为何当代中国故事的书写脱离80年代的西方叙事风格而越来越具有本土性后，诞生于西方文学作品的西方文学理论也就越发无效的原因。中国作家在经历了对西方文学的崇拜与学习之后，并没有解决自身所面对的实际写作问题。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作家模仿西方作品的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一种双重的“无效”。其一，是中国文学面对中国社会、中国问题时的无效；其二，是套用西方眼光和理念解释中国故事时，发生的误读与误解现象几乎无法避免。

　　中国作家意识到，真正构成汉语写作主要内容的依然是中国本土的现实生活，以及建立在民族心理传统上的审美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文学热潮中，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成为中国作家们的膜拜对象，但莫言却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不能满足于对两位大师的模仿：“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于是莫言、余华、格非、苏童等一批作家开始立足本土文学传统，磨砺创作技巧，书写具有民族心理与审美趣味的中国故事，他们的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转型为表现本土生活的现实主义风格。优秀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定打上了深刻的本土烙印，本土的历史、文学的传统、民族的形式、审美的趣味一起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面对改革开放40多年的文学实绩，面对共和国70多年的文学成就，面对当下越来越丰富的中国故事写作现象，中国作家应该坚定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立足本土文学传统，与当下语境直接对话，获得阐释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书写现代中国故事，增强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在民族复兴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使命推动下，中国作家只有立足本土文学传统，才有可能创造出反映时代本质、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8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