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教授）

　　理论范畴总是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其演变往往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近代是中国古代诗学向现当代诗学过渡的关键节点，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传统诗学范畴在此时期经历了不同命运。一些范畴和西方话语有共通之处，因而顺利进入现当代诗学话语体系，如“意象”；另一些范畴虽无法与西方话语直接对译，但经过有西学背景的学者阐发，被赋予新的内涵并逐渐定型，也成为现当代诗学中的重要范畴，如“境界”；还有一些范畴与西方话语缺乏共通性，未能被现当代诗学话语体系接纳，古代文学领域外的关注极少，如“兴象”。然而，这些不易与异质文化互通的传统诗学范畴，可能正是中国诗学话语、美学品位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所在。

　　作为具有诗学意义的理论范畴，“兴象”首次出现在唐代。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批评当时诗风“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尽管殷璠未对“兴象”内涵进行具体阐释，对其使用也仅停留在有无层面，但这仍不失为一种创造性的理论贡献。

　　“兴象”范畴的提出，与当时“兴”的内涵变化密切相关。唐代诗学中的“兴”已不同于传统诗教中的托喻讽寄，指向作者被外物触动后产生的创作冲动和丰沛情感。诗人们追求情景交融的审美之象，“兴象”因此而生。但“兴象”范畴在唐代并未产生足够影响。中唐以后，随着诗歌风尚转向重“意”轻“象”，“兴象”尚未被当时诗学充分接纳，便已被新兴的艺术风格所取代。宋诗有意回避唐诗的绚烂色泽，追求深远的哲理和韵味，故极少有人用“兴象”论诗。

　　元明之际的批评家开始重提“兴象”，但当时“兴象”的使用尚处于相对随意的状态。明代是“兴象”范畴创化发生的重要时期，高棅等诸多批评家都使用“兴象”讨论诗学问题。胡应麟在《诗薮》中极大拓展了“兴象”范畴的内涵：“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在此，胡应麟将“兴象”理解为一种超越具体物象的、具有整体性美感的审美形象。从形式角度来看，若将语言符号呈现的物象视为诗歌的第一层形式结构，“兴象”则属于第二层形式结构，是一种想象性的内视图像。这种理解与“兴象”的传统含义存在根本区别，是中国诗学在视觉审美理论上的创新性突破。遗憾的是，胡应麟并未对此进一步阐释和研究。此后，纪昀、沈德潜、方东树等频繁使用“兴象”论诗，提出“兴象深微”等诗学命题，并将“兴象”运用到词、赋批评中，极大拓展了其使用范围。按此态势发展，“兴象”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古代诗学理论范畴。

　　然而到了近代，形势发生了变化。西学影响下的中国诗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兴象”难以在西学话语中找到对译词，因而逐渐被边缘化。与“兴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境界”顺利完成转化并进入现当代诗学话语体系，这主要得益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其反复强调、阐发和运用，使其含义基本定型，并最终发展出系统的境界说。这是传统诗学范畴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反观“兴象”，虽然钱锺书、刘永济也曾以之论诗，但并没有对其进行具有创造性、创新性的阐发。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曾尝试重新阐释“兴象”，他在《诗言志辨》中列举诸家后总结:“以上种种都说的是‘言外之义’，我们可以叫作‘兴象’。”并自注曰：“‘兴象’即‘比兴’。今借用此名，义略异。”可见，朱自清曾试图从言外之意的角度重新定义“兴象”，但并未引起学界积极响应，也未能扭转“兴象”在诗学领域中日渐消歇的态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象”范畴再次引起研究者关注，其理论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发掘、阐释和拓展，极大丰富和加深了学界对此范畴的理解。尽管学界对“兴象”的重视不断提高，却没有将其提升到中国诗学核心范畴的高度。事实上，“兴象”范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广阔的阐释空间，是一个未获应有重视的古代诗学范畴。“兴”是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代表中国传统诗学对诗的一种根本理解。“象”是易学核心范畴，代表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的一种重要理解，后进入诗学领域。“兴”“象”结合，不仅是两个核心范畴在意义上的简单叠加，更是中国诗歌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后在理论层面的反映，体现了当时文论家对诗歌艺术特征的深层思考和理论自觉。在新的历史时期，“兴象”范畴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应成为中国诗学中的一个核心性理论范畴，与其他核心范畴共同成为构建自主性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石。

　　我们至少可从以下方面对“兴象”进行阐释。

　　图像诗学。“兴象”蕴含的图像性不在于语词层面的物象描摹，而在于超越语词符号，呈现整体视觉审美经验。“兴象”是看的结果，但不缘于单纯的视觉观看，而是一种超越感官进入想象同时又具有图像性的内在观照。作为一种内视图像，“兴象”不能视为艺术作品描摹物象的简单叠加，其美学旨归是借助欣赏者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达成超文本、超图像甚至超视觉的审美体验。

　　接受诗学。“兴象”具有生成性，是作品文本与读者体察到的审美意蕴之间的审美中介，也是依赖于读者参与方能最终完成其意义的、具有召唤结构的审美之象。“兴象”包含双重的“兴”，既有作者之“兴”，由作品传递出来的不在场的“兴”；也有读者之“兴”，在阅读作品时即时的、在场的“兴”。以读者在场的“兴”去呼唤和印证作者不在场的“兴”，正契合中国诗学传统中“以意逆志”的阐释观念。

　　生命诗学。“兴”是感发生命，“象”是审美观照，两者的结合，彰显了中国美学以生命为本的特质。一切审美都发源于生命本身，世间万象变迁触发作者的生命感动，产生创作冲动，进行审美表达，体现了“兴必取象”的审美实践过程。“兴象”中充溢着生命经验的流通往复，既有生命感召，也有生命呼应，是“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在审美视域的实现。在话语生产不断侵蚀人类审美世界的当下，如“兴象”这样源自生命体验的传统诗学范畴，正可为我们捍卫人的审美主体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我们以“兴象”为例展开讨论，旨在与学界同仁一起推进更多民族性、原生性传统诗学范畴的创造性、创新性研究，发扬传统的价值，实现传统的新生。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都处于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塑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当代学者的共同任务。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术语的革命是三大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在中国诗学研究领域，术语的革命要充分重视对古典理论资源的重审、提炼与阐发，尤其要重视对传统诗学范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具有民族性的传统诗学范畴进行创造性转化，是使其重现理论活力的关键，也是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传统诗学范畴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基因，而且对新形势、新经验、新思想具有极其广阔的包容性、吸纳性和生成性。近年来，学界同仁齐心推动范畴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对“兴象”的阐发正是在前辈启发下的尝试。期待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加快对传统诗学范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当代文艺批评形成良性互动，使更多传统诗学范畴焕发新的生机，实现当代文艺批评领域术语的革命，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诗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