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财政史上，“杂税”又称“杂赋”，是一个相对于“正税”而言的、相对的概念，或者说，“杂赋”是相对于“正赋”而言的。检索历史文献可知，《宋书·孝武帝本纪》中已经出现“杂税”一词，《旧唐书·食货志》记述唐代的税收有“两税”“杂税”的明确分类。到清代前期，盐课、关税有了单独的征收系统，征收数额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盐课、关税与田赋一起，被视为正税，正税之外，均称之为“杂税”，从而形成田赋、盐课、关税、杂税四大财政收入。

　　很长时间以来，相对于田赋、关税、盐课、厘金等税收的研究，杂税以及杂捐的研究较为薄弱。笔者在回顾20世纪清前期财政史、晚清财政史研究时曾指出，清代财政史和晚清财政史“存在着研究的空白”，“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阙失”，其中重要的阙失即是杂税杂捐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现象陆续有所改变。例如，王燕陆续发表《晚清杂税名目及其产生之必然性初探》《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晚清杂税杂捐征收名目统计与厘析》等一系列文章，并在其博士论文及前期研究基础上推出专著《纾困抑或危局：晚清杂税杂捐研究》，对相关问题作了查缺补漏甚至是填补空白的探索。

　　就财政史而言，晚清与清代前期甚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有别。正如王燕在该著中所揭示的，咸丰以降，在战争、赔款、外债以及举办新政的情势下，除了厘金的征收外，各种杂税、杂捐的征收以及爆发式增长，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为了应付军费、外债、赔款、新政支出，有了财政摊派，有了“旧税”的加征和“新税”的开办，有了名目繁多的杂税杂捐，有了“就地筹饷”“就地筹款”政策的出台。晚清“旧税”的加征与“新税”的开办，一方面改变了财政收入的构成，由清代前期的田赋、盐课、关税、杂税四大财政收入，变为田赋、盐课、关税、厘金、杂税、杂捐六大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苛细杂捐”或“苛捐杂税”虽然是对财政日益困窘的补苴，但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前所未有。

　　一般所说的“国计民生”，字面上所表现出的是财政与民生问题，或税收与民生问题，而其深层意义是财政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对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人民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正如《新唐书·杨炎传》所载：“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财赋”与国家治乱兴衰以及“生人之喉命”的关系密切。

　　在中国传统社会“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或财政范式下，正常的财政收入必须等于或略大于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是支出的前提条件，财政支出必须在财政收入的额度内安排、协调。这就意味着不能任意增加赋税，更容易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是在正常时期维持财政秩序的一个方面。一旦战事兴起，特别是较大规模的战争，军费支出陡增，伴随着战火的燎烧而出现的问题就是收支程式的打破，必然出现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势下，统治者亦不会束手无策，必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弥补，这也就是笔者曾经申说过的国家财政在非常时期由“量入为出”转变为“量出制入”。“量出制入”当然意味着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更容易导致“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也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古人已经指出：“量入以为出，是谓仁政；量出以为入，是谓虐政。”晚清杂税杂捐的爆发性增长，正是晚清财政支出结构改变，各项支出膨胀的必然结果。晚清在原有军费、俸禄、河工三大财政支出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勇营饷需”（即“勇饷”）及其他军费支出（包含海军军费、军事企业、购买军械）、赔款、外债、新政支出。新的财政支出导致财政的空前困窘以及新的经费筹措，也与人民负担的加重系结在一起。

　　一般而言，“杂税”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历史问题的沿袭，但晚清的“杂税”与清代前期或其他朝代相比，已经判若云泥。“杂捐”则是传统社会后期出现的税收种类，而且光绪年间的杂捐也与咸丰年间的杂捐迥然有别。作者对晚清的杂税杂捐及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由此也可进一步管窥晚清的“变局”。

　　《纾困抑或危局：晚清杂税杂捐研究》，在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填补了杂税杂捐研究的一些学术空白，以下几个方面所呈现出的特色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对“杂税”与“杂捐”进行了厘清，并分析了杂税杂捐与厘金的关系。前此学者大多认为，杂税与杂捐“同类异名”，有许多模糊的认识。而实际上杂税与杂捐在税目设置及征收过程中，既有关联，又有明显的不同，作者将其归结为：一是杂税的名目较为单一，命名正式，一税之后，一般不会反复征税。杂捐则往往名目繁杂，命名随意，对一种物品反复征捐。二是征收机关不同，征收、报解方式和税、捐款项的去向不同。杂税的征收，一般要经过户部的批准，征收税则、征收数目以及银额拨解、留存等都要按时奏报，出入皆有案可查。杂捐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各州县议定，有些杂捐，属于地方私自开征，留作地方之用，并不咨报。三是杂税的征收较为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杂捐的征收则具有随意性，多呈现纷乱之象。四是杂税一般由地方征收，汇解上缴，“向系报部”，大多属于中央财政或国家税性质。杂捐征收，“向不报部”，并为地方所用，大多属于地方财政或地方税性质。

　　至于杂税杂捐与厘金的关系，作者认为：“相对于田赋、盐课、关税等正课而言，厘金从广义上讲亦属于杂税的范畴，但由于其有单独的征收系统，又不等同于一般所说的杂税。”就税收统计来看，厘金自从咸丰年间开征以后，不但有单独的征收系统，而且有专门的奏销系统，逐步成为岁入大宗，已经是一个单独的税种。就课税范围和课税对象来看，厘金虽然有百货厘金、盐厘、茶厘、鸦片税厘以及铁路厘金等名目，但主要是对商品流通中的物品进行抽税，课税相对单一。而杂税、杂捐的课税范围和对象更为宽泛、繁杂。各种杂税、杂捐不但名目繁多，也没有统一的奏销制度可言。同时，厘金与杂税杂捐又有交集，有些杂税杂捐是由厘金转化而来，特别是在光绪后期，各省陆续改厘金为“统捐”“统税”，在“裁厘改统”或“裁厘加税”“加税免厘”之后，有些“统捐”“统税”就是原来的厘金。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利于辨析税收统系和税制沿革。

　　其次，对晚清各省杂税杂捐的税目作了细致统计，对杂税杂捐的征敛总额进行了分析与估算。晚清“苛细杂捐”或“苛捐杂税”之多之杂，是一种一般性的表象共识，但杂税杂捐的名目（税目）到底有多少？时人已经难究其详，每每以“不可胜举”“不胜枚举”概而言之，晚近大多数学者也每每以“苛捐杂税”的笼统说法来论述税捐的繁杂。根据作者的学术史梳理，最早进行初步统计的学者是民国年间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偰，其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受资料的限制，朱偰以及后来的有关统计大多粗疏舛误。作者经过细致梳理，对杂税杂捐的“税目”进行了分省统计，各省全部杂税共有733种，杂捐共有1545种，杂税杂捐二者合计共2278种。从而对繁杂的杂税杂捐有了一个基本的“量”的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晚清杂税杂捐的征收总量，也大多模糊不清。作者经过考证后认为：“咸丰年间至甲午战前，杂税岁入在200万两以内，典籍中的有关统计数据没有包括咸丰以来已经开征的杂捐在内。哲美森统计（估计）的‘杂税’岁入555万两应该包括了杂捐在内，较为接近实情。甲午战后至庚子事变以前，‘杂税’岁入已经达到1500万两，也包括了杂捐在内，但由于当时财政的外销已渐次凸显，一部分留充地方经费的杂捐仍然不在统计数字之内。”其中，甲午战后“杂税”突增至1500万两，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之所以有这个认识，是因为查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呈文”，由此也可见利用档案资料研究财政史的重要。庚子事变之后，赔款、外债、新政用项迭增，清廷对各省的财政摊派加剧，以及各省的“就地筹款”，杂税杂捐的征收大举增加，同时也由于清廷对“外销”款项的清理，各项税收数据渐次浮出水面，但有关资料残缺不全，税收统计依然繁难。作者通过对有关资料、数据的辨析，认为庚子之后的杂税杂捐岁入额当在5000万两以上。

　　再次，在研究体例和方法论上，注重整体与个案的研究。晚清的杂税杂捐十分繁杂，如果在体例结构和研究方法上不予以注意，既容易陷入繁杂而头绪不清，又容易导致面面俱到而无法深入。通览该书，可以窥察作者的匠心独运。在整体研究方面，作者紧紧围绕杂税杂捐征收的动态过程与晚清“大事件”之间的密切关联展开论述。作者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晚清三大事件对应着税收变化的三个阶段：其一，太平天国军兴所需款项，除了新开办的厘金外，杂税杂捐也有所增长，但仅是局部的。其二，甲午战争赔款，特别是庚子赔款的硬性摊派，导致杂税杂捐的爆发性增长。其三，光宣之际大力开办新政，在中央“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的授权下，杂捐渐成筹款的主力，导致杂捐的遍地开花。抓住了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与庚子赔款、开办新政三大事件，也就在总体上把握了杂税杂捐在晚清的变化历程。

　　不论是历史的状态还是现代的税收，税收“征管”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影响也带有“整体性”。作者对晚清杂税杂捐的征收管理，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一方面，从中央、省、府州县三级税捐管理机构的变化中，探寻其特征，探寻晚清“变局”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从人（管理者）的角度入手，研究“委员”及“士绅”在税收过程中前所未有的作用。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委员”在晚清税捐征管中多以官方委派为主，具有一定的官方身份和官方色彩，而“士绅”多以民间身份办公家之事，在晚清的税捐征收中地位凸显，有“‘税’多收于官，‘捐’多收于绅”之说。前此学者对晚清士绅在基层社会的作用已多有研究，但主要是探讨士绅与地方社会控制、地方社会事业、公益事业等，较少涉及士绅与杂税杂捐的征收。作者认为，地方士绅（主要是乡绅）在税捐征收中的作用，凸显出皇权和公权社会化的趋势，为晚清杂捐征收所特有，之所以如此，受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其一，乡绅与官绅相比，更加容易被下层社会接受。其二，士绅参与税捐征管，是对传统社会后期国家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弥补。其三，晚清士绅参与税捐征管，是中央财权下放、就地取财的现实所迫，清廷对地方士绅参与税捐征管在制度和法理上也予以认可。书中也对士绅参与新税捐的开征、旧税捐的加征、税目税则的设定，以及士绅在税捐征收“局所”的设置、税捐征收银两的使用等方面作用进行了论证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杂税杂捐的征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清代前期的杂税虽然有地域性特色，但有些名目是相同的，如契税、牙税、牲畜税等，征收方法也基本固定。与清代前期相比，晚清杂税杂捐的征收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地域特色，必须有个案研究才能够探究其详。在个案研究方面，作者既注意了黑龙江、奉天、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福建、广东、贵州等省的杂税杂捐征收实态和差异化，又专门选取了契税、印花税等税种进行深入分析。这些各具特色，以它们为个案，颇具深意。

　　最后，遵循由财政到经济、社会的研究路径，体现出制度史研究的宏阔视野。税收—理财—财政，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又关涉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晚清杂税杂捐的研究，从本来意义上讲，是对财政制度的研究，但又不能就财政而论财政，所以，在该著中，有“杂捐与新政：警察系统与新式学堂的创建”及“苛捐杂税与民变：晚清社会的动荡”专章，并在其他章节中对晚清的时局及社会经济背景多有论列。而“杂税杂捐与财政变革：晚清地方财政的初步形成”一章的设置，以及“渊源与流变：清代前期的杂税与财政”与“余论：民国苛捐杂税的泛滥及阶段性废止”，又表现出作者对晚清财政近代转型的强烈关怀，以及长时段溯源寻流的旨归，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路径或视角选择。

　　（本文系作者为《纾困抑或危局：晚清杂税杂捐研究》所作序，刊发时有删改）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