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遗痕】

　　作者：刘德有  

　　成仿吾这个名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就听说了。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名字，也许是由于他早年在日本留学，跟郭沫若一样毕业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而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另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曾组织创造社。我对这一段历史比较感兴趣。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见他一面。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我临时被借调到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担任一个宴会的日语翻译。宴会的主人便是成仿吾同志。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多次见过郭沫若，便想象成仿吾也一定是风流倜傥、举止潇洒的知识分子。出乎我意料，他沉默寡言，给人以朴讷、不善交际的印象。

　　没想到，事隔30年，在筹备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时竟有机会再一次见到成老，并听他讲述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往事。

　　那是1982年，由中国外文局牵头筹备的中国译协有了眉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的名单也基本上定了下来，只差名誉会长有待确定。时任外文局局长的吴文焘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姜椿芳二人经商量决定把成仿吾同志请出来。进入6月份，吴文焘局长要我跟成老的秘书、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陈光同志联系。

　　1982年6月19日早晨，我们抵达成老的家。那一天，云层较厚，虽然已是初夏，但气温较低。我面前的成老，穿着朴素，在衬衣上套了一件薄毛衣，下身穿了一条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凉鞋。书房的摆设十分简单，墙上挂着毛主席坐在椅子上的彩色照片，窗户边放的金鱼缸，给这个不大的书房带来活力和生气。屋内有收藏《二十四史》的橱柜和另外两个书橱。除了茶几和沙发、椅子外，所占面积最大的，要算是摆在书房中央的那张书桌了。

　　由于成老在延安时曾任陕北公学校长，而吴文焘同志曾在那里学习，所以文焘同志称呼仿吾同志“校长”。文焘同志说，成老曾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是最基本的文献，大家一致推举成老做译协名誉会长。

　　说到早期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据我所知，最早以中文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时间是1906年1月，日本东京的同盟会出版的《民报》月刊第二号，登载了朱执信编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两年后的1908年，刊行于日本的《天义报》刊登了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也选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作为中文全译本出版是在1920年8月，译者为陈望道，署名陈佛突。这一版本，是根据日文版，参考英文版翻译的。日文书由戴季陶提供，英文书是陈独秀从北大图书馆借出的。早期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还有几种，例如1938年中国书店出版的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译的《共产党宣言》、1943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博古的译本等。

　　“陈望道翻译的那本《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翻过来的。”成老边回忆边说，“我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翻译的，那是1929年，是在莫斯科的蔡和森要我翻的。我译好后，托人带到莫斯科，但由于蔡和森已调回国内任广东省委书记，没有找到，译稿也就石沉大海了。”

　　“第二次翻译，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合作。这次翻译，根据的是德文本，比较好。当时延安没有德文字典，就是凭脑子记的单词来翻。如果能找到一本字典，就是宝贝。”成老说，“当时，出版社给了我5元稿酬，也给了徐冰5元。徐冰喜欢喝酒，我们用这钱在机关合作社吃了两顿。”

　　成老接着说，当时陕北公学的马列主义课曾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作为教材。之后，博古根据俄文出版了一种“校译本”，改正了某些缺点，但离德文原著远了些。正如李逵六同志在《成仿吾同志译事回忆》一文中所说那样：“这部译著的问世，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上，可以说是光华夺目的闪电，引起雷鸣般的反响。”

　　据我所知，成老曾于1945年从晋察冀边区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时，抽空对《共产党宣言》译稿作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并把定稿交给了解放社。但不久国民党军进攻延安，译稿也就不知下落了。1952年成老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把延安版的译稿又稍加校正，印的份数很少，供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校内使用。成老是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05周年、马克思诞生135周年做这项工作的。

　　“我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75年，那时已经有字典了。”成老风趣地对我们说。

　　据成老介绍，这次是他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请求做马列原著的校译工作。毛主席很快就批下来，说翻译马列著作很好。于是，成老和山东大学调来的8位同志一起做校译工作，在隔壁开辟了一个办公室。每天早晨开会，对着原著，一句一句地改。“我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个版本是最准确的。”文焘同志也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版本。

　　最后，文焘同志简要汇报了译协的筹备情况，把中宣部的批件递给了成老，请成老出任中国译协的名誉会长。批件后附有拟议中的译协理事和领导班子的名单。

　　成老说：“人很多啊！还有不少老人。人多好办事。有时，也可干坏事。现在，文学界的翻译，有些是粗制滥造。”

　　文焘同志说：“有面旗帜就好，对后辈就是一个号召。”

　　“我是老马。”

　　“老马识途。”

　　从成老家出来，陈光同志说：“朱德同志看了成老最后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说译得好，文字好读，希望以后把这一工作继续下去。当时，朱德同志与成老会见的地点，就是刚才我们谈话的那个房间。那是朱德同志最后一次见成老。”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