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1921年底仰韶文化被发掘并命名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迄今已诞生100年了。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梳理付出了不懈努力。陶器、青铜、甲骨，城郭、石窟、墓穴……古老的器物和遗迹里，蕴藏着解读中华文明的密码。

　　今天，光明悦读推出“器物里的文明史”专版，从近来出版界付梓的考古类书籍（资料合集、学术论著、学科辞典）中选取若干，约请学者进行访谈，以期从彩陶、青铜、甲骨等视角，略探中华文明的特征与色彩。

中国彩陶：多点起源 汇就长河

——《中国出土彩陶全集》编后

访谈人：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光明悦读：能否向读者简要介绍，由您担任主编的《中国出土彩陶全集》，主要内容是什么，收录了哪些器物？

  陈星灿：《中国出土彩陶全集》共十卷，收录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到青铜时代晚期（新疆晚至汉代）的彩陶2460多件。

  所谓全集，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出土彩陶数以万计，不可能把所有出土的彩陶都包罗进来。在器物的选择上，考虑到过去出版的彩陶著作和著录很多，为避免重复，我们主要收录最近三四十年新出的有代表性的重要彩陶，也适当兼顾此前出土的特别重要的器物。

  收录出土彩陶的类别，主要是容器，但也包括工具（如纺轮）、筒形器、器座、乐器、人面等。在编排上，本书依省（区、市）编排，出土彩陶多的地区，在介绍器物之前都有概括性的论述，对本省（区、市）出土彩陶的概况及主要特征予以简要总结，以便读者对各地区出土彩陶加以总体了解。

  光明悦读：观览这一套大书，读者能得出哪些重要结论？

  陈星灿：首先，能厘清中国彩陶的起源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一般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发现以后，为仰韶文化找到了直接的源头，黄河流域中国史前文化的本土起源说得到了有力的佐证。特别是在陕西临潼白家遗址、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等发现了前仰韶时代的彩陶，更为仰韶文化彩陶找到了源头。这三个遗址出土的彩陶，多为圜底钵和圜底三足钵，彩陶纹饰简单，主要是以红色绘成的宽带纹、条带纹，也有少量的波折纹。宽带纹最为流行，涂在陶钵口沿的外面，像是在陶器口部镶嵌了一个红箍。老官台文化已出现内彩，一般是各种圆点、折线、曲线、似梳形和箭头形图案，绘在器物底部，不见像生类图形，这是当时中国发现最早的彩陶，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前。

    《中国出土彩陶全集》

    陈星灿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湖南石门皂市的皂市下层文化（公元前6000—前5000年）、湖北西部峡江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公元前6500—前5000年）晚期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彩陶，一般是在圈足盘的盘腹下部或圈足部位绘深红色带状纹，显示出与黄河中游地区前仰韶文化彩陶的不同样貌。

  长江下游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浙江萧山一带的跨湖桥文化（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彩陶。跨湖桥文化的陶器以泥质夹炭陶和夹砂陶为主，器形包括釜、罐、盘、豆、钵等。彩绘主要施于罐、圈足盘、豆三种器物上，红衣是最显著的陶衣装饰。在浦阳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早期，已经出现了以植物作羼和料的红衣陶，典型陶器是大敞口盆。到了中晚期，大约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开始，彩陶出现了,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一般是在器物的外面遍施红色陶衣，在红色陶衣上施乳白色连点纹或横线加连点纹、太阳纹，也有的在器物的肩部绘竖线加多道短斜线纹。这是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彩陶，可能也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彩陶。

  因此，根据目前我们梳理的材料来看，中国的彩陶是独立起源的，起源地很可能发生在包括黄河、长江流域在内的多个地区。

  除了厘清中国陶器的起源问题之外，按照依省（区、市）编排的方式，读者还能了解彩陶的谱系和地区差别。

  北方系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从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的前仰韶文化开始，经历了枣园文化、仰韶文化，最后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走向衰落。广大的南方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南方系统和东南方系统。南方系统的彩陶，从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晚期、高庙文化开始，经历了大塘—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起源、繁荣走向衰落。

  光明悦读：从书中可读出中国彩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哪些时期？

  陈星灿：中国彩陶的发展，概而言之，大致经历了起源、繁荣、衰落三个大的时期。

    “黄河陶王” 青海省博物馆藏

  公元前7000—前5000年，是彩陶的起源阶段。陶器在各个地区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脱离了它的起始阶段，人们能够制作口径和体型较大的复杂陶器了。大致而言，彩陶是跟定居的农业生活紧密相连的。此时也发现了烧造陶器的陶窑，提高了陶器的质量。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彩陶的繁荣期，也可以说是鼎盛期。中原地区的仰韶诸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都有丰富的彩陶。

  公元前3000—前2000年，进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有人称为铜石并用时代，是彩陶的衰落期。进入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前半叶，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晚期，除个别地区外，彩陶持续衰落终至于在随后的龙山时代完全消失。这是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个别地区除外。比如西北地区，彩陶在马家窑文化时期走向顶峰。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彩陶消失了，但是在陶寺文化的大墓中，还发现了纹饰繁缛的彩绘陶。

  光明悦读：中国彩陶的起源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怎样的特征？

  陈星灿：彩陶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自前仰韶时代开始，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便日益密切。从距今5500年前后开始，更出现过以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的传播为标志的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整合过程，把黄河、长江和西辽河等地区联系在一起，密切的交流使得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在基本经济特征和基本文化特征上具有了重要的共同点，各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得到了有力加强，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周边地区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是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最终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甲骨上，有广阔的商代文明图景

　　——《殷墟甲骨学大辞典》略谈

　　访谈人：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研究员、安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顾问）

  光明悦读：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自“一片甲骨惊天下”以来，120余年间，学界对甲骨的发掘与研究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作为《殷墟甲骨学大辞典》的审订人，您是这本书的第一读者。能否向读者介绍，这是一部怎样的书？

  王宇信：这是一部关于甲骨学的百科全书。它所收录的词条，以殷墟出土甲骨文以及相关内容为主。安阳殷墟是世界文化遗产甲骨文的故乡,安阳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是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商文明历史遗珍。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殷墟这座“地下博物馆”璀璨华美文化圣殿的大门。为传承、发展与弘扬甲骨文与殷商文化，数年前，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我任总编的大型工具书《殷墟文化大典》出版。《大典》以甲骨文、考古和商代史三个方面为纲，对百余年来殷墟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整理和编排。而这部《殷墟甲骨学大辞典》，是专门针对甲骨学进行的系统梳理。就甲骨学内容而言，辞典在词条设计、内容扩充、词条写作的深度和系统等方面，比《大典·甲骨卷》进了一步，是一部新的辞书。

  光明悦读：甲骨学研究的成果，浩如烟海。这部大辞典采用了怎样的编排方式？对120余年来甲骨学研究成果，作了怎样的梳理？

  王宇信：这部大辞典编排得甚为缜密和新颖，把林林总总的甲骨学研究成果统为三编：第一编词目、第二编人物、第三编著作。

  第一编“词目”分为两大类：一是甲骨学名词与专门用语；二是甲骨文字词解，其下更细分为一般名词（包括时间词、空间方位词、天象气象词、地理邦族和方国等）、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副词、习惯用语等，再现了使用甲骨文的殷商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种种，以及甲骨文再现的商代宗教崇拜与占卜祭祀活动的场景。

    《殷墟甲骨学大辞典》

    郭旭东等 主编 王宇信 审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编“人物”分为古今两大类。所谓“古”，是指甲骨文上记录的商代人物，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诸如先公先王、商王配偶、诸妇诸子、臣工百官、贞卜人物与酋邦侯伯等11类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是创造辉煌商代历史的“商史人物传”。所谓“今”，是指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推动甲骨学研究前进，作出贡献的几代甲骨学家，是创造了甲骨学120年辉煌发展史的学者“群像”。

  第三编“著作”，是对甲骨文著录、甲骨文字考释著作、甲骨学研究专著（含占卜占法、文法文例、校订缀合、断代分期及各种研究专题、商代史专著等）、甲骨学史研究、工具书、学者传记、甲骨书法及书法理论专书等的全方位展示。

  光明悦读：对一个学科领域而言，编著这样一部大辞典的难点何在？

  王宇信：编著一部大辞典，首先要解决的是全面的问题。正如前述，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收录什么、怎么收录，都是要思考的问题。狭义的甲骨学，指甲骨自身规律的研究阐发；而广义的甲骨学，凡与甲骨文有关的殷商文化考古历史等，均在研究之列。这部大辞典梳理的对象是广义的甲骨学。除了甲骨文著录和文字考释方面的成果之外，还包含了诸多殷商时代的信息。如附录二所收录的“《史记·殷本纪》与殷墟甲骨卜辞商代世系对照”、附录三所收录的“商代王室世系及卜辞所见时王对受祭者称谓表”等，将对商王的各类称呼串联起来了，具有较大的信息含量。所谓“附录不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次，在编著的时候，不仅要回溯历史，还要考虑学科未来的发展，要富有远见。例如收录“甲骨学大事年表”，将历年来学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学者所产生的著作、召开的学术会议系统地整理出来，于后来者有益。

    “甲骨之王” 国家博物馆藏

  光明悦读：整体而言，由这部辞典溯及的甲骨学研究成果来看，它呈现了先民怎样的生活图景？能否举例一二？由此可看出中华文明早期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王宇信：整体来看，辞典广泛涉及商代祭祀、农业、战争等社会生产、生活，体现了先民多彩的生活图景。以商代农业为例，辞典详细记载了商代农业的分区、生产方法、农作物的种类（如谷类的名称）等信息。以商代战争为例，对征伐的四方、武将名字都有体现。辞典里“妇好”一条记载，她不仅是商王武丁的王后，频繁参与祭祀，还能带兵打仗，文献记载，她曾征召13000人组成部队，由她率领参加征伐，她既是王后，又是母亲，还是将军。辞典里“大乙”（即我们熟悉的“商汤”）一条记载，他颇有仁德，走到郊野看见农夫张网捕捉飞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张网，担心鸟被捕尽，于是下令撤掉了三面网，并祈祷只有不听天命的鸟才被捉到。由此可以推断，商王仁德可惠及鸟兽，何况百姓乎？

  我们知道，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从辞典里可以看到，甲骨文里一个字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字形，这体现了文字在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多源汇流的特征。中华文明的形成也正是如此，是一个多点发源、多源汇流的过程。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让读者看见文明发展的痕迹、理解文明生发的过程。

 

“青铜催生中国”

——《东亚青铜潮》解读

访谈人：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光明悦读：您能否简要介绍《东亚青铜潮》是一本怎样的书？它如何以青铜冶铸技术的源流为主线，勾勒出东亚大陆千年变局的经纬？

  许宏：《东亚青铜潮》是一本梳理龙山时代晚期到商代前期的考古材料，为读者讲述青铜如何在中国被发现，并对后世礼乐中国产生影响的书籍。

  提起这本书，有必要梳理一下此前我已出版的几部作品：《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从一个遗址的微观角度出发，梳理中华文明早期的特征。《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是从中观视角，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兴起、新砦遗址的崛起再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夏”王朝的诞生这一时间线的梳理，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展开追问。《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则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通过对西汉长安、秦都咸阳、鲁都曲阜、齐都临淄等一系列都城的梳理，对中国古代都邑发展的阶段性特质进行归纳和提炼。这本新出的《东亚青铜潮》，观察视角是更为广泛的“东亚”，之所以从“中国”变成了“东亚”，是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将中国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考量。青铜技术并非凭空诞生，而是人类文明不停传播和交融的结果，是一个横贯欧亚大陆的大潮。目前绘制出的欧亚大陆冶铜技术传播示意图表明，金属文明源自人类出非洲之后的第一个大十字路口，欧洲距此更近，因此欧洲比东亚更早接触青铜。就东亚大陆而言，有四个考古学文化最早进入青铜时代，分别是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东亚青铜潮》

    许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值得一提的是，承认冶铜技术自西向东的传播路径，并非一种文化上的退让，而是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是为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构建更为完整的全球文明史而努力，是更为坚定的学术自信。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引述德国汉学家雷德侯的话指出，中国人发明了包括青铜器铸造在内的“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模件化生产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那么，您认为，青铜生产如何影响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许宏：这一段话是在评价司母戊方鼎时所引用的，佐证它拥有高超的技巧和复杂的工序。我曾在学术讲座上说过一句话：“青铜催生中国。”青铜技术在中原地区的出现，恰好和广域王权国家在中国的出现具有共时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青铜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方面，都促使中原文明发生了变化。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明的传播并非是完全复刻的过程，它的传播更像是基因复制，在过程中会与一个地域的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精神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关联，从而产生一个地域的特质。以礼器为例，青铜在传入我国新疆、甘肃等地时，仍保持着中亚地区以“权杖”为主的特色，传入中原后，和当地祭祀文化相结合，就产生了“鼎”，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才能完成。“高大上”（高科技、大体量、优质上品）的鼎，完全可以屹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林，这就产生了中国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这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自变。

  光明悦读：在书中，您对中国青铜文明作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梳理？

  许宏：较为重要的，我认为是书中在用文字梳理完一段时期各地用铜情况之后，形成的一些表格。例如，全书行文完成之后，得出的总表格——“东亚大陆使用铜器的考古学文化一览（公元前3000—前1200年）”，在这个表格中，中国各地在什么时间、于何种考古文化中使用了青铜的情况一目了然。薄薄的一两页纸，背后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梳理文献，因为要做到尽可能准确。我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以昭昭。

    青铜神树 三星堆出土

  还有一部分我认为较为重要的是“‘重器’纵览”，以图片的形式列举各区域、各时期体量较大的铜器，以此来展示青铜在我国由弱渐强的磅礴之势。在这个部分，读者可以观览中原殷墟文化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妇好三联甗，西北至北方李家崖文化出土的实心圆雕马、四坝文化出土的四羊首权杖头、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连柄戈，南方宁乡铜器群文化出土的四羊方尊、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大型神树。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引述了童恩正教授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及国外学者的“中国弧”概念——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其社会与物质系统很早就呈现出“中国特色”。然而，这个半月形文化带，恰好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在早期，它是中国的边缘地带，后来成了多元大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青铜在这个区域传播与交融潮流为例，您认为，中华文明具有怎样的特质？

  许宏：从自然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条年平均温度8℃线、年平均降水量400—600毫米线，它由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古的阴山山脉、辽宁和吉林的大兴安岭以及西南的横断山脉及山脉附近的高地组成，它环绕着祖国的腹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文化上，它们各有其特色，但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大潮。

  我认为，中华文明的特质是兼容并蓄。以青铜为例，我们既不能说技术全是外来的，也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器物都来自本土。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在交流和激荡中，逐渐生发出自身的面貌。

  （访谈由光明日报记者韩寒采访整理，图片由相关出版社提供）

　　（本版文章根据器物出现年代的早晚排序）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