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历史上其持续不断泛滥，对黄河中下游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隋唐及其此后历朝开凿和维护着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将居于北方的政治中心与位于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促进了中国各地文化、经济等的交流和交往。不过，由于南北向的大运河要穿过东西向的黄河下游河道，而黄河带来的泥沙以及河道的泛滥，对大运河产生了持续的威胁，因此治黄和保运往往是各朝，尤其是明清两朝一直坚持的“国策”。

　　在治黄和保运过程中，古人或为了解两条河流的整体走向、沿岸的水利工程及航运路线，或为了修建局部的水利设施，留存下来大量的地图。虽然现存最早的这类地图源自宋代，但按照文献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在治河时，皇帝就曾赐给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其中的《禹贡图》应当是描绘大禹治水时河道的地图。

　　虽然，“大禹治水”属于事实还是传说，现在还存在争议，但历史上，在绘制可供治河借鉴的历代黄河河道的地图集时，描绘《禹贡》中记载的大禹疏浚的黄河河道的地图往往被作为地图集的开端。这类地图集中现存最早的当是元代王喜《治河图略》中的“禹河之图”“汉河之图”“宋河之图”及“今河之图”。这四幅地图绘制的范围从河源（“蒲昌海”“于阗”“葱岭”）、“积石”直至黄河入海口，但除了河源之外，“龙门山”以上河段绘制得较为简略。其中的“禹河之图”在黄河下游河道标绘了“九河”，且分别注明了这九条河道的名称，同时还描绘了汉、宋以及金末黄河河道的路线。不仅如此，由于《禹贡》属于儒家经典，而历代大儒在注释《禹贡》时为了解其中涉及的地名，有时也会绘制地图，其中就包括一些涉及大禹治水的河道图，如明清时期胡渭《禹贡锥指》中收录和绘制了“九河逆河碣石图”“禹河初徙图”“禹河再徙图”等多幅地图。这些地图皆用“计里画方”法绘制，每方百里，绘制范围集中在黄河下游；且地图右侧通常用文字对该图所绘时代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进行总体性描述，如“禹河初徙图”中地图右侧的文字注记为“河自禹告成之年，下逮东周齐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后数十岁，为定王五年已未，当鲁宣公之七年，而河遂东徙，凡一千六百六十余岁”。重点表示河源以及中下游河道的特点，在明清时期的各类黄河全图中也有所展现。不仅如此，由于治黄和保运并存，在很多黄河图上也绘制有运河的全程，且明清时期绝大部分黄河全图绘本是长卷式的，黄河与运河通常被绘制为并行，因此图中两者的河道虽依然呈现出各种曲折，但整体上变形必然较大。

　　由于黄运交汇处是治黄保运的关键，因此即使一些黄河图上没有绘制运河，也会重点描绘黄运交汇处的水利工程，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嘉庆时绘制的《黄河发源归海全图》，折装，共50折，全图描绘了沿黄河各地的山岭、河渠、湖泊、城镇、长城、村落以及水利工程等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尤其对黄运交汇一带的河流情形与河工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勾画。

　　由于古人认为黄河下游的泛滥可能与河源存在关系，因此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次探源活动，并留存下来的河源图。不过，受到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影响，虽然有着多次探源活动，但我国古代长期坚持的是“重源伏流”说，即认为黄河源自西域的“葱岭”“于阗”，流至“蒲昌海”（即今天的罗布泊）后伏流地下，然后在积石山一带重新露出地面。

　　清朝康乾时期都曾派人对河源进行过实地勘察，因此也留下了一些与此有关的地图，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河源图》，该图上部是乾隆亲自撰写的满汉文合璧《上谕》《御制河源诗》以及《御制读〈宋史·河渠志〉》，下部是墨绘涂彩纸本图。地图正方向为上南，绘制范围东起兰州，西至天池，用满汉文标注地名53个，图中有四处以黄签标注了康乾时期受命前往河源探查的拉锡和阿弥达所到之处。从地图和文献来看，经过这次探查后，乾隆将黄河伏流出露地面的位置确定为“阿勒坦噶达素”，这一位置与现代河源的认知已经比较接近。

　　除了上述总图和河源图之外，明清时期在治理黄河时，还曾绘制有大量具体的工程图。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光绪二年（1876）纸本彩绘《南岸三厅光绪二年分河道起止里数做过工程段落丈尺总河图》，图幅26×469厘米。图卷从右向左展开，以黄河从上游流向下游的右岸为图的上方，描绘了西自荥泽县西堤界起，东至下南厅陈留汛与兰仪厅兰阳汛上交界处的黄河河道，重点呈现了黄河南岸土堤以及各类堤坝的位置和修筑情况，且在施工地点用红签描述了该段黄河顺堤、补厢、埽工施工地段、负责官员与工程长度。

　　为了便于中央掌握黄河水情的变化，清代还存在通过在地图上贴黄、贴红等方式记录黄河水情、水利工程等的“最新情况”的地方上向中央呈报的“情形图”，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三年（1843）《河南黄河北岸各厅癸卯年霜后河势工程情形图》。该图描绘了从武陟县西广济河、马河入河口开始，自西向东至兰阳的黄河北岸的各类堤工工程的情况，且图中用贴红对沿岸水利工程的现状进行了简要说明。

　　此外，清代还将地图作为黄运工程“审计”的工具，工程预算图一般称为“咨估图”“题估图”，而完工后的费用结算图则称为“咨销图”“报销图”“题销图”，通过在这些地图贴红签标注运河工程名目、地点、施工长度等内容，使得相关工程管理机构可以在河工完成后，通过将工程之前绘制的用于描绘工程预期完成的任务及预算的地图与描绘工程实际完成情况和资金花费情况的地图进行核对，由此对工程的运作是否“合规”进行评估。

　　除了与黄河工程图类似的运河工程图以及上文提到的那些描绘了运河河道和工程的黄河图之外，单幅的运河图中流传最广的应是成于康熙后期的与张鹏翮治河有关的《运河全图》。该图采用中国传统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描绘了北起京师北京，南抵杭州钱塘江之间的京杭大运河，对运河航道、堤岸、闸坝、桥梁皆逐一详尽描绘，兼及运河沿线的城池、河流、山峦、庙宇等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运河涂以青灰色，清口至北京段加绘鱼鳞波纹，清口至杭州段不加波纹；闸、坝、桥梁涂深蓝色或土黄色，按实际立面形象表示；淮河、长江、洪泽湖与其他湖泊均涂青灰色，加绘水波纹；黄河用黄色绘制，加绘大水波纹，白色浪花表示湍流，堤岸、埽工、堰坝等河防工程用棕褐色立面形象表示不同的形状。

　　总体而言，中国古人在治黄保运过程中，很早就将地图作为重要的工具，且有着严密的制度规定以及文化传统，这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地图缺乏准确性，但这种衡量标准，显然是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对一种技术，要放置在相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中来看待，用后来的或者其他文明的标准进行评价，显然有失公允，且会抹杀文明的多样性，而且也会导致对历史的曲解。现代地图虽然有着准确性，但只是在现代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绘制的黄河图和运河图，符合古人认知世界、认知地理的方式，且确实也曾发挥了其被赋予的功能，并很好地解决了当时遇到的实际问题。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