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陆骈韩古”是陆贽骈文和韩愈古文的省称，二人同处中唐，陆贽贞元八年（792）以兵部侍郎权知贡举时，韩愈金榜题名，两人有了师生之谊。韩愈在《顺宗实录》里为陆贽立传，略述陆贽平生，除此只在《与祠部陆员外书》里说他贡士时“考文章甚详”，他幸而得中，当一同及第的人两年后都赫赫有名时，方知陆贽善于从文章识人。

　　韩愈小陆贽14岁,两人少时经历有点相似，《旧唐书·陆贽传》说“贽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陆贽为人耿介方正，正道直行，感德宗的知遇之恩，不肯阿曲应世，自道“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而韩愈也正道直行，“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旧唐书·韩愈传》）。陆贽被贬忠州，韩愈被贬阳山和潮州，都是直言不忌所致。二人论事多切于事情，不作虚浮之语，但写作选择的文体不一，陆好骈文，韩好古文。文学史很少提及陆氏骈文，韩氏古文则是亮点。

　　陆贽在代宗朝入仕，官职卑微；在德宗朝入翰林，曾随德宗出走奉天，有“内相”之称，后官至同门下平章事，他的文章主要是在朝廷奉旨写的制诏表状，四十二岁以后贬忠州赋闲十年，以抄撮方书为事，成《陆氏集验方》五十卷。陆贽作为政治家，在两唐书各有专传，不像好文章学问的韩愈是多位文人合传中的一员，足见陆贽在历史上的地位。陆贽主要活跃在唐德宗时期，“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旧唐书·陆贽传》）。这并非说他的文章风格，而是称道他文思泉涌及明理善辩。欧阳修等《新唐书·陆贽传》的“赞语”这样评价陆贽：“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

　　韩愈好三代两汉之文，兴古文以弘扬古道，所谓文以载道，也以文传道。其“道”是尧、舜、孔、孟以来的儒家之道，即他说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他还称自己是仁义之人，读三代两汉之书，以存圣人之志，“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答李翊书》）。所以韩愈之学，既受惠于仁义，又得力于仁义而建立他的儒学道统论。韩愈与陆贽都崇儒尚仁，没有记载说韩愈的思想受陆贽的影响。而韩愈《读荀》说自己少时读孟子书而知孔子之尊，从而以仁义为自己的核心理念，并视之为儒学道统的内核。

　　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言及欧阳修对陆贽和韩愈的接受，为读者提供了从欧阳修看陆贽和韩愈的视角。苏轼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且说是天下人共认。欧阳修少好韩文，长尊韩愈，不得已学时文以应科举，最爱的始终是韩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叙说自己好韩而学韩的经历，批评杨亿、刘筠的“西昆体”时文，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评价他“论大道似韩愈”，这“大道”是儒学之道，韩愈弘扬儒学的道统，但没有完整系统的儒学理论，欧阳修继他的《原道》后有《正统论》，以尧、舜、三代为天下之“正”，三代时天下一统为“统”，比韩愈的《原道》更理论化。欧阳修还有《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以正统为天下万世至公之器。故苏轼说孔子五百多年后得韩愈，韩愈之后二百多年得欧阳修，“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六一居士集叙》）。

　　“论事似陆贽”的论事，就陆贽自身言，所论都是天下之事。他从德宗在奉天时，奉命草诏，“洒翰即成，不复起草，初若不经思虑，及成而奏，无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所论均为朝政得失，又切中要害。他代德宗拟《奉天改元大赦制》直言社会丧乱，百姓痛楚，诏书下达，山南山东将士闻而感泣，思奋臣节；《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讲述历史，说明为国效力当奉公无私，让民知所从。尤其是《论裴延龄奸蠹书》，斥责裴延龄为奸蠹小人，害国而万不可用，结果遭裴反蚀被贬。而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可与陆贽《论裴延龄奸蠹书》并论，前者责谏官高若讷不为被谗言所伤的范仲淹辩解，居然从而毁之。后者因内侍蓝元震等人的朋党说，出于义愤写了《朋党论》，说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用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的君子之朋则天下大治。在苏轼看来，欧阳修笔兼陆、韩，要在学韩而忠实卫道，学陆而激昂直切，二者不一。但陆贽论事主张推诚、消兵、散财等，都是仁术。

　　苏轼少时就好陆贽，苏辙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也对王庠说过：“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与王庠书》）苏轼看重陆贽文重时事，这是陆贽处世的性情、职责、环境、情势以及应时而生的诏制表状等应用文决定的。苏轼还说：“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如陆贽遂志，那么德宗时会出现唐代“贞观之治”的局面。陆贽贬忠州后，避谤而不著书，而他在朝时，所著均为公文而无个人赠序、书信、墓志铭之文，这也是很奇特的。他选择骈体作表达，是朝廷制诏表状的传统，但他和传统不一的是不用四六、典实，也不求雅丽，而是随时事、文气所之，以不拘一格的长短句式，赋予它“开卷了然”（《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浅近、平淡、朴实、淳厚”（姜书阁《骈文史论》）的风格。他虽然没有文章理论，但有贴近生活的文风自觉。加之“讥陈时病，皆本仁义”（《新唐书》），故武夫悍卒读后，无不挥泪感激。

　　苏轼虽说在《韩愈论》对韩愈的人性论有批评，但他在《韩文公庙碑》里除说韩愈的忠勇之外，还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韩愈兴古文，在《送孟东野序》说物不平则鸣，自唐以来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各以所能鸣的诗文而鸣，不懈而及于古，却没有提及他的老师陆贽，无形中把他力主的古文与陆贽的骈文区分开来。韩愈有文章写作理论，如《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就樊绍述之文对自己的文章观有集中表达：文“必出入仁义”“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各识职”，三者各有很强的针对性，前者强调为文要有仁义的滋养，且张扬仁义，后二者则是作者为文当自出机杼且有适当的表达。“文从字顺各识职”本于孔子的“辞达”，但韩愈说得更为通俗，各识职的“文从字顺”，可谓是“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这与陆贽的骈文风格都可以平易论之。不过，韩愈古文的文体与文风比陆贽的骈文要丰富得多，如他的《原道》《原毁》等“五原”就是另一种风格。

　　陆贽之前，唐的骈文从贞观诸臣、初唐四杰到“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多追求骈文的雅致，唯有陆贽以骈文写时事而有平易的新风；韩愈之前，唐的古文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人宗经宗圣，追寻三代两汉的文风，使古文有兴起之势，唯韩愈让古文载道而有平易的新风。二人都在行文的平易中捎带了直切或醇厚，蕴含自己的思想主张，从而使其文平易不失深长之味。因此，陆贽骈文可谓是中唐骈文的革新，它未能享有韩愈古文革新一样的文坛地位，乃是陆贽为时事所用的制诏表状有自身的应用及传播局限性，不像韩愈古文如《师说》《讳辩》等直接面对世俗，加之友人柳宗元是古文家，又有弟子李翱、李汉、皇甫湜等人帮衬，声势之盛乃至后人有“古文运动”一说。尽管其后，“宋人章奏，多法陆宣公奏议”（钱基博《骈文通义》），终为“章奏”的应用范围所限，不及同为宋人的欧阳修、苏轼等人重振古文而使古文大行于世。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