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作者：赵永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王肃在北魏礼仪制度上的政治贡献，经陈寅恪发明表彰，开始进入学界研究视野，而如何看待《南齐书》《陈书》《北史》等相关核心史料描述的历史现象，学界至今缺乏合理的解释与必要的审视。基于此，本文拟结合学界相关研究及北魏制礼的基本脉络，重新考察这一历史问题，以期对深化魏晋南北朝礼制体系构建、传统礼制文化传承发展等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一

　　陈寅恪论及北魏孝文帝援用南朝的礼仪制度时，将太和十七年王肃北奔至北魏视作关键性政治事件（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15页）。在他看来，关于王肃与北魏礼仪制度的关系，正史中的记载主要有三条。笔者依据其先后顺序条举如下：梁萧子显《南齐书·魏虏传》载：“是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唐姚思廉《陈书·徐陵传》载梁武帝太清二年徐陵出使东魏，答魏收有“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云云，魏收闻后“大惭”；唐李延寿《北史·王肃传》称：“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由此可见，王肃对北魏的政治贡献，主要在职官与礼仪层面，且随时间推移不断被叠加放大。

　　陈寅恪撰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要以其《通典》批注为基础。而《通典·礼序》有关北魏典制的撰作，特意表出高允、高闾、王肃，《通典·历代官制总序》记载王肃在太和年间为北魏“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这是佐证王肃为北魏创制职官及礼仪的关键材料，陈寅恪却并未采用。引人关注的是，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已引证《南齐书》等三条核心材料，以及《通典·历代官制总序》，明确点出太和十七年《前职令》由王肃撰定（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18~5319页、第5324页）。据《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曾两次引用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可推论，陈寅恪所论王肃的重要性很有可能受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启发。

　　琅邪王氏为两晋南朝第一流高门士族，自王祥以下“家传礼学”。南齐尚书令王俭熟悉掌故之学，齐武帝永明二年直接参与南齐五礼的创制（《南齐书·礼志上》《梁书·徐勉传》）。王俭、王肃均为王导之后，且为族父、族子关系（王伊同：《五朝门第》附录《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中华书局2006年版）。王肃沿承琅邪王氏家学，“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魏书·王肃传》）。基于家世、地域与文化的分析维度，陈寅恪建立起王俭所代表的南朝前期制度文化，经王肃之手北传至北魏的传承途径，“常景之书撰于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谓王肃之所遗传”，“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熏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欤”，“盖俭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既经王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2页、第16页）。由此，王肃成为直接将南朝制度文化输入北魏的关键媒介。陈寅恪更进一步申论，“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注：当作献文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属依稀恍忽，皆从间接得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5页）。

　　除此之外，陈寅恪还关注王肃与北魏法律制定的关系。《太和新律》颁布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正始律》议定于宣武帝正始元年，尽管王肃卒于宣武帝景明二年七月，但陈寅恪将《正始律》的修订视为王肃所带来南朝制度影响的结果，“即太和新律已于太和十六年四月颁行，其时犹在王肃北奔前之一岁。盖太和定律，江东文化因素似未能加入其中，恐亦由此未能悉臻美备，遂不得不更有正始定律之举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21页）总之，北魏礼律的制定及修订，王肃在其间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王肃的学术地位历经姚振宗、陈寅恪的采辑材料与发明表彰，经历了被重新发现的历史过程，由此使其成为北魏后期礼律的重要创建者，琅邪王氏对北魏的政治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二

　　依笔者管见，如若再次审视王肃北奔的历史意义，还需考察北齐魏收《魏书》等重要史料，进入北魏如何创制职官、礼仪的历史语境中寻求答案。《南齐书》《陈书》《北史》展现出南朝士人或唐朝士人对王肃的历史定位，而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很有必要结合《魏书》进行再次印证。上引《南齐书·魏虏传》中的“是年”，即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为永制。”在临崩之际，孝文帝遗诏豫州刺史王肃为顾命大臣，出任尚书令，王肃成为唯一官居宰相的南朝北奔士人，这也为王肃直接参与《后职令》制作提供了较大可能。

　　王肃在北魏朝中议政的政治生涯极为短暂，主要集中在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至宣武帝景明元年正月任尚书令期间。自南朝北投士人，往往驰骋疆场，王肃也不例外。据史料记载，太和二十三年三月之前及景明元年正月以后，王肃均在外征伐，出任地方刺史，直接议政的可能性较小。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于谷塘原行宫，梓宫归葬洛阳的丧礼，由王肃参定，“自鲁阳至于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魏书·王肃传》）。至于孝文帝丧礼，《魏书·邢峦传附邢虬传》载：“高祖崩，尚书令王肃多用新仪，（邢）虬往往折以《五经》正礼。”在“《五经》正礼”与“新仪”之间，王肃“多用新仪”，表明他并不拘泥于经义，曾对孝文帝丧礼或有所新定，展现出其对北魏礼仪制度的影响力。

　　不可否认，王肃直接参与了《后职令》及孝文帝丧礼的创制，可证《南齐书》《陈书》所言不虚。但在元禧、元详、王肃、元嘉、元澄等五辅执政期间，位居三辅的尚书令王肃在决策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尚有疑义。《陈书》《北史》夸耀王肃的政治贡献，乃至“为魏始制礼仪”，“朝仪国典，咸自肃出”，恐怕忽视了北魏礼仪演变的内在理路，这一立论直接的反证是，刘芳也随侍孝文帝南征，“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魏书·刘芳传》）。若如其说，孝文帝丧礼撰定则均出自刘芳。

　　沿循《陈书》《北史》的话语逻辑，王肃北奔之前北魏朝仪等近于空白，但这一认知恐经不起《魏书》的验证。道武帝天兴元年，崔宏、邓渊“参定朝仪”（《魏书·邓渊传》）。明元帝、太武帝时期，“朝仪典章，悉出于（崔）浩，浩以（袁）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魏书·袁式传》）。孝文帝时期朝仪的创制，主要有两个基本阶段：孝文帝太和初年，文明太后临朝称制，朝仪“阙然”，命百官“撰缉”，至太和十五年“毕修遗志”，时刘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李彦“留心考定”（《魏书·献文六王传·咸阳王禧传》《魏书·刘昶传》《魏书·李宝传附李彦传》）。至太和十八年议定迁都之后，韩显宗、崔逸等“参定朝仪”（《魏书·韩显宗传》）。可见，北魏平城时期及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期朝仪的创制，由南入北的士人如袁式、刘昶等多参与其中，却不见王肃的身影，“为魏始制礼仪”或“朝仪国典，咸自肃出”之说由此不免显得绝对。

　　三

　　魏收《魏书》始修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上距徐陵、魏收交锋已历三载，《魏书》较少明确记载王肃修礼，所叙北魏制礼的具体情形又与《陈书》《北史》等截然分殊，究竟是魏收刻意过滤王肃的政治贡献，还是徐陵、李延寿有意夸饰，的确耐人寻味。在孝文帝之前，北魏华夏礼仪已初具规模，至孝文帝“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魏书·礼志一》），北魏礼仪至此臻至鼎盛与成熟。王肃北奔之后，《魏书》所述孝文帝、宣武帝时期礼仪的基本结构仅是部分微调，并无明显的“南朝化”迹象，这也难以坐实《陈书》《北史》的基本论断。讨论王肃与北魏制礼的关系，另一问题随之映入眼帘，上引《通典·礼序》及《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二年有意点出王肃参与孝文帝制礼，那么王肃在其中的作用究竟如何？要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明确孝文帝时期礼仪创制的相关程序。

　　孝文帝废除拓跋鲜卑旧礼，主要借助诏令的形式，尤其是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在明确迁都洛阳意向后，接二连三取缔拓跋鲜卑旧礼，三月，“诏罢西郊祭天”，五月“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等（《魏书·高祖纪下》《魏书·礼志一》）。同时，孝文帝创制华夏礼仪，主要通过集议的形式。太和十五年八月，孝文帝在平城“集群官”，议定朝日夕月时间，由于“月有余闰，行无常准”，在秋分日行夕月礼会产生“月出于东，而行礼于西”的违礼局面，前此秘书监薛谓议称“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孝文帝惑于“朔朏二分”之说，尚书游明根称宜从薛谓旧说。太和十九年九月北魏最终迁都洛阳，孝文帝肆力南伐萧齐，礼议鲜见，最为重要的礼议莫过于合温室礼议。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孝文帝在合温室召集咸阳王拓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及员外散骑常侍刘芳、秘书令李彪、员外郎崔逸等议定圆丘祭礼，孝文帝听取刘芳、李彪等议，废除夕牲礼，确定祭天用玄牲等（《魏书·礼志一》）。可见，无论是在平城，还是洛阳，孝文帝君臣议定华夏礼仪的“合礼性”，并不以南朝礼仪作为基准，其基本逻辑一是关注礼义层面，二是留心礼仪实践，群臣根据礼书提出初步方案，最终裁决权仍由孝文帝直接掌控。基于这一决策程序，即便王肃参与孝文帝时期礼议，应当也不足以主导集议话语权。

　　综上，姚振宗、陈寅恪先后关注到王肃在北魏礼仪制度上的政治贡献，但并未从礼仪创制的内在结构予以讨论。通过对史料的层层剥离可以发现，《陈书》《北史》高度称扬王肃在北魏制礼中的贡献，可能夹杂着南朝士人或唐朝士人的南朝文化本位观念，《魏书》较少提及王肃在北魏制礼中的作用，或多或少也流露出轻描淡写的笔法。若《魏书》有意遮蔽王肃的政治贡献，解决这一问题有待于新材料的检验。史学研究依赖于史料，又受制于史料，史料中暗藏的陷阱也可能会干扰史学研究的方向。通过重新审视两种不同立场的史料，笔者认为，北魏礼仪具有其独特的演进脉络与内在结构，王肃对北魏礼仪产生的影响是有限度的而非革命性的。王肃在北魏后期制度文化中的贡献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相，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王肃北奔迎合了孝文帝通过制礼彰显告成天下的政治诉求，而孝文帝制礼凸显了包括王肃在内的孝文帝君臣的集体智慧。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