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马，从未向画家学过。然而那马，一直奔驰在我的记忆里。

　　童年时，哈尔滨满街跑着洋气的黑色轿式马车，两个胶皮轮子很大，皮靠背很柔软。夏天是敞篷的，冬天就封闭了，座前摆放着一个紫铜炭火盆，暖气融融的。入夜，车厢里还会亮起一盏小灯。每周一早晨，母亲带我坐上这种“马的”，把我送到幼儿园。个子小小的我仰望着高头大马，觉得它们是那么雄劲昂扬，气势非凡。上学后，我没事儿就在作业本后面画马。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之类的小人书，因为里面的英雄好汉都骑马，除了诸葛亮。

　　记得解放初期，哈尔滨的车老板都是白俄老头儿。他们戴礼帽，穿西服，颏下一把花白胡子，一声吆喝，长鞭在空中“啪”的一响，马车上就挤满了乘客。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冰雪路上的大爬犁，前面马蹄沓沓，后面雪尘飞扬，奔驰在颇具欧陆风情的中央大街上。

　　后来我上山下乡到了小兴安岭的一个农场。知道我喜欢马，队长便让我当了马车老板。对知青来说，赶马车其实是个令人羡慕的活儿，自由度很高。自然，我也是闲不着的，白天给马匹喂料，入夜为马匹冲澡。

　　在北大荒最惨的是没书看。孤寂愁苦的时候，便骑上马在荒野上追逐疾驰的风和远去的梦，或者枕着马背，思考不可知的未来。

　　有一次因秋收大会战过于疲累，我迷迷糊糊地从车前栽了下来。那匹枣红色的大辕马好像感觉到了，一个急转弯，胶皮轱辘从我滑落的羊皮大氅上拐了过去，我也本能地滚了出来！旁边晒麦场上的知青一阵惊呼：“蒋巍，你捡了一条命啊！”后来，我对那匹辕马特别好，还给它起了个名——“大枣”。我从不用大鞭子打它，如果车过高坡或负载过重，我便下去帮着推车。知青大返城时，我恋恋不舍地搂着“大枣”和它告别。我流泪了，“大枣”的眼睛也湿润了。我切切嘱咐接手的新老板，千万不要抽它，用鞭梢拂拂它，它就明白了。

　　返城后，我学着用国画的笔法，认认真真地画了三匹马，中间那匹最健壮的就是我的“大枣”。我给画镶了框，至今仍挂在哈尔滨老家的墙上。许多年里走在城区，但凡见到装载很重的马车，我总是禁不住上前帮着推一阵子（小时候这叫“拉小套”，可以挣5分钱）。车老板回头说：“我可没钱。”我说：“我不是帮你，是帮马呢！”

　　我的宝贝女儿属马，她留学海外，获双硕士。毕业后，我家的这匹“马儿”毫不犹豫地回来了。

　　（蒋巍 图/文）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