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施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而古希腊文化的再发现和传播，正是推动这一转型的核心动力。自14世纪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逐步从拜占庭等地引入并翻译古希腊作品，构建起从发现到整理、从教育到翻译的接受路径，掀起了一场席卷欧洲的思想与学术复兴。这一时期，亚平宁半岛上城邦共和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纷纷致力于复兴古代希腊的人文精神、共和传统和科学思想，因为这样既可提升城市声誉，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文化的持续繁荣。

　　在中世纪欧洲，古希腊作品多零散保存在修道院和私人图书馆中。学者们多借助西塞罗和老普林尼等古罗马作家的转述，间接了解古希腊思想。彼特拉克是第一位明确倡导学习希腊语的人文主义者，他深知从源头汲取知识的重要性。14世纪中期彼特拉克跟随卡拉布里亚的巴拉姆学习过一些希腊语，接触到柏拉图等人的作品，还通过拜占庭使节获得荷马抄本。薄伽丘亦在彼特拉克的影响下投身希腊语学习，后来推动巴拉姆的学生列昂丢斯·皮拉图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译为拉丁文。在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大力推动下，学习希腊语言与翻译古希腊经典的热潮，不仅开创了古典学研究的新纪元，也推动了教育理念、学术方法和文化观念的全面革新。

　　一

　　14世纪中期，由于古希腊语学习资源的匮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作品的了解程度仍非常有限，此时的古希腊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4世纪下半叶，古希腊作品通过多种路径传入亚平宁半岛：有人从拜占庭购入抄本，有人亲赴希腊抄录铭文。譬如安科纳的西里亚克曾多次前往希腊和小亚细亚，抄录断壁残垣上的铭文，其抄写的希腊和拉丁铭文数量达上千条。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逃往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携带大量珍贵典籍，古希腊文献在意大利快速增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贝萨里翁。他携带超过四百份希腊手稿定居威尼斯，不仅为其他前往意大利避难的拜占庭学者提供庇护，还赞助他们从事抄写或翻译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古希腊作品的整理、流动与研究。他们的努力不仅丰富了意大利的古希腊研究资源，也为后续的教育、翻译与出版事业奠定了文本基础。

　　古希腊语教育在意大利的真正起步，得益于拜占庭学者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在佛罗伦萨的教学活动。他在佛罗伦萨学院开设语言课程，并撰写了《问题》一书，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初级希腊语语法教材。这一举措不仅填补了语言学习的空白，也为意大利后续系统引介古希腊经典铺平了道路。赫里索罗拉斯返回家乡后，他的部分学生如雅各布·斯卡尔佩里亚也前往拜占庭继续学习希腊语。佛罗伦萨执政官萨鲁塔蒂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斯卡尔佩里亚，嘱咐其代为寻找和购买古希腊典籍。他在信中详细列举所需：“请尽力找到所有历史学家、诗人及其神话著作。我特别希望你带回柏拉图的著作和词典，这些是学习希腊语的必需工具。还有普鲁塔克的所有著作，以及最好是用大写字母写在羊皮纸上的荷马作品。”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萨鲁塔蒂对希腊古籍采购有着清晰的规划：既包括历史、哲学和文学典籍，也强调语言工具书的重要性。这些书籍可以作为日后在佛罗伦萨开设希腊语课程的教材，也可以服务于他个人的学术研究。

　　翻译是意大利接受古希腊文化的关键途径，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可大致分为两步。第一步先将希腊文原作译为拉丁文，第二步再逐步过渡到意大利文译本。赫里索罗拉斯极力鼓励学生参与翻译，并提出两点要求：初学阶段采用“直译”，以训练语言的准确性；而在掌握语言之后，可以转向“意译”，但必须忠于原文的思想和风格。赫里索罗拉斯的学生利昂纳多·布鲁尼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他先后将荷马、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狄摩西尼等人著作中的部分内容译为拉丁文，奠定了古典学术语言的基础。从15世纪延续到16世纪，大批人文主义者积极参与古希腊作品的翻译工作，其中包括波焦·布拉乔利尼、马尔西利奥·斐奇诺、弗朗西斯科·费勒弗和洛伦佐·瓦拉。与此同时，市面上也开始出现希腊—拉丁双语对照本，进一步推动了古典知识的广泛传播。

　　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逐渐摒弃早期学者堆砌和罗列文献的做法，主张要辨析材料来源、厘清文本依存关系，加强对希腊和拉丁文献的比较研究。在写作技巧方面，希腊的修辞学与演说传统使他们认识到，写作不仅是思想的载体，更应该在逻辑、节奏、风格和感染力之间取得平衡。他们发现许多古罗马作家在内容和风格上深受希腊前人影响，认为希腊作品作为“知识源头”，不仅需要翻译，还需要阐释与传承，于是人文主义者开始为古希腊思想家立传。布鲁尼在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的同时，于1429年撰写《亚里士多德传》；斐奇诺在译完柏拉图全集后，于1477年撰写《柏拉图传》，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呈现古典智慧的精神脉络。

　　二

　　15世纪初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开始仿效古希腊传统，建立“学园”式的学术共同体，对古典作品的接受逐渐从个体行为转化为集体实践。有学者认为，波焦·布拉乔利尼是首位复兴古希腊“学园”概念的人。他在1427年10月致友人的信件中写道：“我要装饰我在瓦尔达诺的学园。”模仿柏拉图学园的做法在意大利迅速流行开来。许多学者将自己郊外的庄园（villa）命名为“学园”，用作聚会讨论和翻译写作的场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1462年，科西莫·德·美第奇将佛罗伦萨附近的卡雷吉庄园给予斐奇诺居住，资助他专职翻译柏拉图的全集，斐奇诺也因此成为该学园的主持人。据哈佛大学詹姆斯·汉金斯教授研究，当时的“学园”并非制度化组织，而是围绕学术兴趣自发聚集的松散群体。斐奇诺身边会聚了一批热爱柏拉图哲学的年轻人，他们通过自由交流，构建起一种兼具古典精神与现代特征的学术共同体。

　　随着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意大利各地纷纷建立“学园”式组织，系统推动古希腊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例如波焦·布拉乔利尼主持的瓦尔达诺学园定期举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讨会，他本人也继承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文献搜集传统，前往德意志圣高尔、法国克吕尼等地的修道院寻找古典抄本。此后，那不勒斯的篷塔尼亚纳学园（1443）、威尼斯的阿尔迪纳学园（1494）与罗马的蓬波尼亚纳学园（1464）陆续建立。据记载，16至17世纪，各类学园的数量累计约800个，广泛分布在200个城镇和城市。这种以兴趣而联合的学术共同体，不仅促进思想交流与人才培养，也推动书籍在私人圈子中的快速流通。斐奇诺在1468年完成柏拉图全集的翻译，该手稿直到1484年出版前一直在朋友间传阅，成为当时知识共享的典范。

　　与此同时，印刷术的发展使古希腊文献首次大规模面世。15世纪后期，意大利是欧洲主要出版希腊作品的地区，尤以威尼斯为重镇。1471年，赫里索罗拉斯的《问题》成为最早一批在该地出版的希腊语作品。这一时期的希腊出版物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语法书，如赫里索罗拉斯的《问题》、加沙的《语法入门》、拉斯卡拉斯和乌尔班·博尔扎诺各自编写的《希腊语法》；二是工具书，如约翰尼斯·克拉斯顿努斯的《希腊-拉丁词典》和《苏达辞书》；三是文学著作，包括《伊索寓言》《蛙鼠大战》《阿尔戈英雄纪》等叙事文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以及《荷马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等大型著作合集。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学者还尝试把少数拉丁作家的作品译为希腊文，如西塞罗的作品在后期陆续拥有希腊译本，展现出古今对话、双向传播的文化形式。

　　要而言之，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对希腊古典文化的接受，为整个欧洲提供了一套可资借鉴的路径与经验。意大利学者通过系统搜集、教学、翻译与出版，推动了古典文化从文献重现到观念复兴的完整转化。其他地区得益于这一经验，大大缩短了他们复兴古典文化的时间成本。以德意志为例，其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内完成。大批学者前往意大利学习希腊语、引进典籍、将文艺复兴的精神带回本地。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支持下，海德堡大学的约翰·罗伊希林将该地打造为“德意志的希腊学园”，开设希腊语课程，培养出约翰·冯·达尔贝格、约翰尼斯·特里特亥米乌斯、菲利普·梅兰希通等一批杰出学者。从16世纪起，德意志各地陆续出版多种类型的希腊原文著作，涵盖医学和科学等领域，使古典知识得以广泛传播。这股持续增长的文化复兴力量，最终推动德意志在16世纪下半叶掀起古典学术热潮，为即将到来的近代科学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