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志军（天水师范大学教授）

　　“羲皇上人”，典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羲皇上人”指“远古真淳之人”（袁行霈语）。陶潜用这个意象描绘自己炎夏沐浴凉风时身心俱忘、无忧无虑的逍遥状态。唐代诗人出于对陶潜的尊崇和对羲皇太古之风的向往，对之已有歌咏。至宋代逐渐形成了“羲皇上人”（羲皇、羲黄、羲皇人等，本文视为同一命题）这一较为固定的意象群。元明清时期，其内涵更趋丰富，并逐渐渗透到中华传统工艺美术图案中，衍生出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

　　六朝诗坛，“羲皇上人”仅出现1处，钟嵘《诗品序》谓“鲍昭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显然与陶氏的本意无涉。至唐代，“羲皇”意象入诗渐多。如李白“百里独太古，陶然卧羲皇”（《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白居易“幸逢尧舜无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池上闲吟二首》其一），均表现闲适真率之趣。《全唐诗》中“羲皇上人”意象出现37处，相比5万首《全唐诗》毕竟太少，说明唐代“羲皇上人”尚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意象。

　　“羲皇上人”意象群在宋代文学中大量出现，数量多达700余处。宋人赋予“羲皇上人”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韵：一是表现超然物外的生命追求。宋代士人普遍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兼济之志，以天下为己任；又有宦海沉浮的无奈和失落，在人生失意时更向往一种桃花源般的生活。“羲皇上人”意象刚好满足了宋人的心理期待。苏轼仕途蹭蹬，“羲皇上人”成为他贬谪生涯中精神慰藉的一味良药。“风流魏晋间，谈笑羲皇上。”（《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二首》其二）“清风徐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诗人摆脱俗累、追求精神自由的胸襟，于字里行间出之。苏轼是宋人慕陶的代表，也是促成“羲皇上人”意象形成的关键。苏轼之后，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杨万里、陆游、辛弃疾等众多诗人多有继作。如苏辙“东都甲第非嫌汝，北牖羲皇自属翁”（《送杜介归扬州》），表达淡泊名利和对自然生活的向往。辛弃疾一生屡遭排挤，亦以“羲皇上人”化解人生无奈：“晚岁躬耕不怨贫……自是羲皇以上人。”（《鹧鸪天》）二是理学道德的投射载体。邵雍《瓮牖吟》：“瓮破已甘弃，言收用有方……清平卧其下，自可比羲皇。”暗含对羲皇真淳品格的期羡。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其一云：“羲皇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朱熹推崇羲皇上人，倡导回归自然本真，以矫正世俗功利。三是体现寄情田园的审美生活。宋代江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山清水秀、物产丰盛。一些诗人笔下的“羲皇”意象，不再是陶潜“羲皇上人”对隐逸生活的抽象寄托，而是围绕日常生活展开详细的描写、叙事、抒情，委婉而细腻地表达出宋代诗人的住居心态。如陆游“闲中高趣傲羲皇，身卧维摩示病床。活眼砚凹宜墨色，长毫瓯小聚茶香”（《闲中》）。将“羲皇”之高古与“墨色”“茶香”连在一起，可谓宋人平居生活的诗意写照。杨万里“无计奈何春日长，宰予介绍谒羲皇。蚁才问阵天又雨，蜂欲舂粮花正香”（《春雨不止二首》其一）。“羲皇”与“蜂”“舂粮”等挽结，诗意盎然，标志着宋人羲皇情结从文化寄托走向生活美学。四是折射宋末遗民的刚健人格。宋元易代之际，郑思肖《题画兰》云：“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郑氏所绘兰花不著土根，暗喻国土沦丧之痛。该诗通过叩问上古羲皇，展现出宋末遗民群体特有的精神世界。经过宋代文化的洗礼，“羲皇上人”成为一种荷载着某种心理期待和寄托的文学经典意象，逐渐凝定并流传。

　　元明清时期，“羲皇上人”意象群的使用更加丰富。元代散曲中“羲皇上人”成为率真、纯朴的代名词，多用来表现一种洒脱随意的生活态度。元人许桢《太常引》云：“门无俗客，地多清兴，羽扇白纶巾，甘作太平民。故自谓、羲皇上人。”将“羽扇纶巾”的风雅仪态与“羲皇上人”相联系，重在潇洒风神。张养浩《双调·水仙子·咏遂闲堂》亦云：“高情千古羲皇上……客来时樽酒淋浪。花与竹无俗气，水和山有异香，委实会受用也云庄！”张养浩晚号“云庄老人”，曲中“花竹无俗气，山水有异香”的清雅之境，“樽酒淋浪”的款客之状，特别是末句“委实会受用也云庄”以俚俗化雅致，出语率真。这一语境下，“羲皇上人”与安贫乐道没有必然联系，而被视为洒脱生活的典范。在特定时刻，明诗中的“羲皇上人”意象还抒发牢骚不平之气。明人杨慎被贬云南，其《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诗云：“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以“羲皇上人四十年”暗指自己被贬谪后的生命荒废感。“羲皇”还是清代童蒙教材《声律启蒙》及《续编》等反复出现的内容：“龙马呈河，羲皇阐微而画卦；神龟出洛，禹王取法以陈畴”；将“羲皇”的传播普及至孩童时期。清人梁同书撰“相赏有松石间意，自谓是羲皇上人”一联在民间流传颇广。隔着近300年岁月，写在楹联中的羲皇情结与希冀，至今仍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流淌。“羲皇上人”意象群还远播到越南等汉文化圈国家，如越南阮朝诗人范廷琥均有此类诗作。

　　古代文论家还将“羲皇上人”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是著名用例：“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论者多强调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的一面。元氏则指出陶潜崇尚的“南窗”“羲皇”，与晋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致性，陶渊明恰恰是孕育于两晋风流中的娇子。如此来看，元好问论陶诗的批评价值，以及学界目前对陶诗的“定论”评价，无疑需要重新审视。明清小说评点中，亦不乏“羲皇上人”的用例。脂砚斋批注《红楼梦》云：“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该条批语被视为《红楼梦》创作具有自传性和怀旧性的关键证据之一。清代黄钺《二十四画品》云：“繙《金仙》书，拓《石鼓》字……羲皇上人，或知其意。既无能名，谁泄其秘？”以“羲皇上人”论绘画中高古的审美境界，别开画论新境，显示出该意象极强的阐释张力。

　　“羲皇上人”意象在版画、剪纸、瓷枕、窗画、印章、雕葫芦、屏风、家具装饰等民间工艺美术中亦多有表现。如金代“张家造”款白地黑花“羲皇上人”图瓷枕，枕面绘一高士倚卧于树下，身旁有酒坛和菊花，上方题写“羲皇上人”四字，生动展现了古人清梦甚惬的生活美学。剪纸艺术中，通过剪、刻等平面镂刻方式，塑造一个踉跄倚仆的醉态高士形象，画面题“羲皇上人”字样，造型夸张，洋溢着稚拙原始的趣味。印章、砚台等石质器物对“羲皇上人”题材有更为丰富的艺术表现。洮砚装饰图案中一个常见题材就是“羲皇上人”图，往往以浅浮雕技法呈现一老者扶杖休憩的形象，右上角题有“羲皇上人”字样，凸显洮砚所独具的审美意蕴。民间篆刻的“羲皇上人”印章也不在少数。石质材料的自然质感，岁月风化带来的斑驳、残损痕迹，以及运刀时的顿挫、转折等造成的浑厚，与“羲皇上人”内容相结合，赋予印章古拙苍茫的美感。这些器物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内蕴国人诗意栖居的审美理念而传承下来，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