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震（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目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西方的霸权地位被动摇，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当今时代，尽管西方仍然构成世界的一个重要力量，但它越来越成为多极国际力量的一种，而不再处于对世界其他文明的支配地位。这一历史进程在全球学术研究和知识叙事的领域也有所呈现。

　　西方不能平等对待其他文明的文化和认识论根源

　　西方一般通过强调东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差异，用民主与威权、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二元对峙思维来维护其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从根本上说，根据唯物史观的分析，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宗教文化的根基与思维方式的底层逻辑等方面，其背后的冲突本质上是利益冲突。西方学术界过去的“文明与野蛮”“普遍与多元”二元对立的观念，与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对世界的理解有着非常复杂的关联。现在，西方人无法按照其原有的认识去解释这个世界了，这背后反映了西方政治与价值观认同的危机。正像英国学者纳奥兹·麦克·斯威尼指出的，“西方的身份认同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对全球格局的回应。世界在改变，西方主导地位的根基已经动摇”。实际上，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暴露了西方文明理论的缺陷，即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成熟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不完善、不成熟的文明。这种文明观既有西方基督教一神论的逻辑作祟，也为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所推动。

　　西方中心论源于西方在18世纪取得绝对优势之后几代学者的理论构造。可以说，西方中心论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得到了其最具理论形态的表达。在哲学思维上，黑格尔继承了巴门尼德、柏拉图的路线。巴门尼德、柏拉图都断定：真正的存在不是“现象”，所有现象都是虚假的，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唯一的”或者是作为真理的“理念”。尽管黑格尔承认现象是本质的现象，因此现象有了存在的价值，但是他又认为不同的现象具有不同的存在价值。我们知道，黑格尔的贡献就在于认识到世界历史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在于，黑格尔把不同的民族或文明固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因此世界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从童年（中国、印度、伊朗）到青壮年（希腊、罗马）再到成熟的老年（日耳曼）的过程，而文明的老年并不像自然界中生命的老年那样表现为老态龙钟，而是带着以往所有文明成果的“再青春化过程”的完美实现。这就是说，西方文明是世界历史精神的最终完成形态。在这一哲学思维主导下，西方文明理论的缺陷已不言而喻。

　　实际上，文明既有民族差异，也有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阶段性差异。在历史中，不同民族有起有落是很正常的。黑格尔则忽视了这一点，而将不同民族的文明与世界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形而上学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观，不能解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建立在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全球知识体系的不公平状态。

　　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为不同文明的平等关系建构提供了有益借鉴

　　基于上述西方哲学思维，全球交往就逻辑地成为西方化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宋代哲学家朱熹就要比黑格尔高明，他为平等看待不同的现象、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文明，留有足够的理论空间。笔者认为，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朱熹在肯定人类共同性的基础上，并不否认差异性的存在。如果说西方的文明观是从“一”出发力图消弭“多”，那么朱熹则是从“多”的现实看到“一”的可能性。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哲学思辨的深度让他成为中国的思想巨擘。只要我们能够对朱熹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的许多思想内容仍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大的指引作用。

　　针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朱熹以“理”的概念加以阐释。他提出，“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或者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由此可知，天地万物归为一“理”，是朱熹对世界的高度抽象思考的产物，在此他与柏拉图和黑格尔别无二致。问题在于，万事万物并不是只有一种样态，而是多姿多态、万千气象。就此，朱熹认为，世界万物皆是由“理”和“气”构成的，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和基底根源，而理是万事万物之所以是其存在样态的本质和规律。即，规律是抽象的结果，也是无形的观念；而万事万物则是有形的存在样态。故朱熹指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可见，理与气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理先于气是一种逻辑在先的关系，并不是说理可以离开气而以有形的样态存在。实际上，朱熹强调的是理气不分、道器合一。

　　在朱熹那里，“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理与万事万物的关系是道和器的关系、规律与具体事物形态的关系。不过，在现实世界中，按照朱熹的理解，气往往表现得比理更加有气势。他甚至提出“气强理弱”的观念，即“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笔者认为，朱熹的这种思想很好地解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是人类的集合体，必定有共同的“理”即共同的发展规律。实际上，无论从科学还是从考古发现来看，世界上的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即智人。因此无论人种的肤色和样态有什么区别，他们都禀赋着作为“人”的同样本质或“理”。但是由于人们生存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在为了生存应对自然挑战的过程中，就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就成为不同文明的起点和基础。而最初的人们是相互孤立存在的群体，他们相应的交流交往的语言方式就产生出不同的语言体系，这些不同语言体系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上的差异。由此，文明的差异就显得很明显。

　　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中，人们容易把自己的分殊表现视为本质性的规律，或文明之根本之“理”，而把其他文明的分殊表现看作是脱离了根本之“理”的旁门左道。也就是说，本来是“分殊”之间的差异，却被视为“理”与“殊”的差异。这样一来，差异就变成了矛盾和对立，而这种矛盾和对立又常常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在与不同文明交往时，我们应该谨记朱熹的主张，“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语其分则未尝不殊”。这就像同一轮月亮映照在不同的河流之中，会出现千万个月亮的影子，即“月映万川”。天下万川之中不同的月影，都是映照的同一轮月亮。这就是说，“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以此理论观察人类文明，就不能把特定文明的原则绝对化，而应该理解不同文明的合理性，它们都是“理”的特殊表现而已，凡事要讲究分寸、尺度、中道，这样才能相互融通，实现和谐相处。从朱熹的理论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否认共同性、一致性，而是反对将自己的特殊性看作是普遍性，要求其他的特殊性向自己看齐。按照朱熹“理一分殊”的观点，即使文明的表现形式不同，我们也不能否认其本质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为不同的文明都是人类生存的文化方式，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文明表现形式上的现实差异性，正如事物都有本身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表现形态或特征。有“一理”才有人类文明的统一性，有“分殊”才有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二者不能有偏废。

　　朱熹不仅强调万物“一理”，而且也非常注意考察事物对理的分殊与差异。朱熹认为：“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这就是说，不同的事物同出于一原，但气禀上却有驳杂之差异，另外的差别来自偏全之差异。

　　可见，“理一分殊”有两个方面的认识角度，既要关注本质上的共性和普遍性，也不能忘记表现形式的差异和特殊性。如果忽视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本质上的共同性，就是忽视了人们之间本质上的一致性，就让不同文明之间陷于文明样态分殊的纷争，而妨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果忽视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样态分殊的差异性，就会导致以某种分殊的文明样态作为本质一致之“理”，强行要求其他文明与自身也是分殊文明的文明样态保持一致的霸权行为。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文明之间本质上的共同性，这就有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而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这就有了分殊文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古代先贤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理一分殊”与“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对不同文明的认识以及对“和而不同”交往方式的确认与西方的文明观有根本不同。如果西方的文明观是以自我为中心，从一神论的唯一的“理”出发，让其他多样的存在屈从于这个唯一的“理”，那么中国的文明观则是，从多样的“分殊”出发，通过交往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作为共识的“理”。中国的文明观与西方文明观不同，中国人不会把自己认为正确的逻辑原则视为一般人都应该具有的思维规则。西方文明观排斥多样性，而中国的文明观包容多样性。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一个古老且自主连续演化的文明体。正因如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显然，西方人也必须现实地接受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另外一种偏见，即把中华文明视为完全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绝对“另类”或者说绝对“他者”。实际上，中国人并不否认人类的共同性。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就是确证。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如何处理当代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的直接推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人类之间的密切交往，基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的，是一种致力于人类利益共存、合作共赢、休戚与共的文明价值观。

　　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人类曾经长期生活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交通工具的改进特别是新大陆的发现，让分割状态下的世界有了相互接触的可能。当今世界，越来越便利的交通促进了经济、文化交往，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进一步把人们的知识传递和精神生活纳入全球相互影响的网络化状态中。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地理空间中，属于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肤色、信仰不同的宗教，但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社会安全等领域却面临着共同的课题。面对这种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宏阔的认识和思维，必然会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就应该超越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偏见，努力做到相互尊重，尊重对方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选择的道路和文化理念。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指出：“坚持求同存异。志同道合是力量、是优势，求同存异是胸怀、是智慧。”这为我们用“理一分殊”的理念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实现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和引领。朱熹的一首诗能够很好地表达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若识分时异，方知合处同。”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