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博研究院副院长）

　　经过将近一年的编撰、校改、编辑加工，拙著《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以下简称《飞龙在天》）终于在龙年末尾出版了。回顾写作历程，至今尤感五味杂陈，诸多滋味在心头。

　　2024年1月，当策划编辑潘飞与我联系时，我手头只有一个给国博线上培训班讲课的课件《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当决定以此为基础写一本龙镜书之时，我将以往积累的相关铜镜课程与讲座文字内容、撰写的一些相关文章与条目汇集在一起，经过近半年的整合打磨，总算完成了写作任务。

　　《飞龙在天》一书的定位是大众学术读物，主要是写龙纹镜，兼顾其他相关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自成体系。全书分为三卷，共计25万字，配有400余幅彩色与黑白图片。根据《周易·乾卦》，我将此书分为飞龙、跃龙、见龙三卷，从而形成全书的体例框架。

《飞龙在天》

霍宏伟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二是设计唯美。此书开本接近方形，与以往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鉴若长河》和《望长安》开本一致，以方便读者收藏。封面设计简约雄奇，突出了大唐镜上盘龙的威猛气势与金属质感，充盈着生命的张力与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封面、封底及前后勒口连成一体，与书脊分开。徐徐展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恰似一幅大气磅礴的《五龙图》长卷，气势宏大，别具一格。为全书三卷分别设计出三个篇章页，左页为姿态各异的龙纹镜拓本局部，右页是特意为本书篆刻的阳文印文与唐镜上选取的一朵祥云纹样，劲健古朴与清雅隽美相得益彰，浑然一体。

　　三是阅读舒爽。一书在手，触感舒适，纸色柔和。书中收录的名品迭出，佳图纷呈，将铜镜纹饰细致入微的美感充分展示出来，高清大图令人赏心悦目，文物图片的整体与局部兼顾并存，可读性、学术性、艺术性跃然纸上。

　　我从事文物考古研究36年，其中作为考古队员16年，在发掘工地上摸爬滚打。从广袤的田野发掘现场步入国家博物馆这座最高历史文化殿堂，为从事中国古代铜镜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我将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出来，希望在专业性的基础上能给读者带去轻松愉悦的阅读享受。

　　龙纹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动物纹饰之一，因为与古代帝王息息相关，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含义。铜镜为古人的日常用具，自春秋至清代，铜镜上的龙纹种类丰富，历经两千余年，其发展规律值得认真总结。

　　本书收录的《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是一篇具有统摄全书性质的文章，它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努力揭示铜镜上龙纹形象的发展规律。历史学家蒙文通指出，观史要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在梳理、分析大量龙纹镜资料的基础上，我提出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经历的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铜镜上龙的形象特点是由蛇形到兽形，由抽象到具象。就组合形式而言，战国龙纹镜是由若干个龙纹组合而成；到了西汉，特别是西汉晚期，逐渐演化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组合；东汉之时，又陆续出现了双龙、龙虎组合。

　　第二次转变，是在隋末唐初至盛唐。隋末唐初之际，龙纹镜延续了西汉以来的传统，作为四神之一，青龙形象仍然活跃于镜上。当十二生肖在隋代镜上出现之后，辰龙亦见于十二生肖之列。虽然龙的身形仍为兽形，龙体却由清瘦修长慢慢向盛唐强健有力的盘龙方向发展。在组合方面，由隋末唐初的四神、十二生肖组合演变为独立成图的表现形式，形式上的改变反映出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发展变化，龙纹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实质上是皇权不断得到加强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视觉呈现。

　　第三次转变，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晚期。龙纹又从兽形回归到体若巨蟒的蛇形，在龙纹镜的呈现方式上，出现了单龙或者双龙构图。宋人郭若虚提出画龙“折出三停”“分成九似”的说法是龙纹程式化的具体体现，近世以来龙的形象塑造在北宋基本上得到定型，对同时期辽金、后来元明清三代以及近现代都产生深远影响。

　　在中国铜镜史上，为什么龙纹形象会出现上述三次转变？简言之，这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力盛衰、社会生活以及思想文化观念、审美风尚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合力所产生的结果，并在物质载体上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

　　我力图将《飞龙在天》打造成一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龙纹铜镜发展规律，全面展示国家博物馆藏龙纹镜艺术魅力的倾心之作。一本书的内容写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系统”“全面”？衡量其“系统”“全面”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蒙文通解释得非常明白：“没有变化的时期可不必特别写，而在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就要特别写。重要的项目都写了，就可说是全面了；在它发生变化的时期都交代清楚了，就可说是系统了。”他的这段话无疑就是治学秘籍，需要后辈学者在具体的写作中细细品味，认真体会。

　　就《飞龙在天》一书的写作而言，我着重于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显著的变化时期，即历史转折之处；另一个是重要的项目。《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一文重点解决的就是“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出现的问题。本书中卷二《国博龙镜撷英》，原本收录了80面国家博物馆藏龙纹镜资料，因篇幅所限，压缩、保留至50面，如战国三龙镜、西汉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东汉田氏七乳羽人四神镜、隋代四神十二生肖镜、唐代盘龙镜、南宋龙虎丹鼎镜、明代宣德双龙镜等，这是国博龙镜的精华所在，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重要的项目都写了”，显示出全面性。在书中，我尽可能将铜镜图片局部放大，让龙镜的纹饰之美毫发毕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本书基本实现了上述两大写作目标。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一段后人耳熟能详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他赋予普通的照容器具以深刻的政治含义与人生哲理，可谓是镜小乾坤大，铜镜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唐代诗人李益的诗作《立秋前一日览镜》，写出了我所向往的学术精神与人生境界：“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唯将满鬓雪，明日对秋风。”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0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