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於可训

　　迄今为止，我给我日常读书写字的地方，前后起了五个名字，它们依次是：“二七斋”“面碧居”“两不厌楼”“钓字楼”“临街楼”。

　　插图：燕翁

　　二七斋不是专用书房，它既是我日常读书写字的地方，也是我一家四口的起居之所，说白了，就是一间教工宿舍。

　　我那时刚留校，本来是分配了单身教工宿舍的，两人一间，然而我有老婆孩子，无法与人同住，只好另想办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东湖边的筒子楼里安了家。

　　说到筒子楼，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展开想象。通俗一点讲，就是中间一条走廊，两边排列着房间，户对户，门对门，使用公共的厕所、公共的洗漱间。洗漱间在厕所里面，常常是一边有人如厕，一边有人刷碗，如厕的和刷碗的倘是同事熟人，大家在忙着本事的时候，还要闲聊几句。烧火做饭，都在走廊，吃饭睡觉，才在室内。

　　这样的筒子楼，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家炒菜，满楼飘香，一日三餐，你的鼻子可以遍闻百味。也有一个坏处，就是谁家来了个生人，夫妻间发生一点口角，或是孩子调皮，轻打重骂，声声入耳。总之，私密度很低。

　　像我这样的大龄留校生，有筒子楼住就不错了，自然没有怨言，久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习惯了这种生活。只是有一件事颇感为难，可谓兹事体大，那就是读书备课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各种声浪的冲击，搅得你镇日里心神不宁。踢踏的脚步声，砰啪的关门声，呼儿唤女，夫答妻应，这些是日常的声响。在这嘈嘈切切的背景音乐中，还有锅碗瓢盆的碰撞，煎炒烹炸的乍响，那是瞬间的爆发，就像在急管繁弦的演奏中，突然鼓钹齐鸣一样。最可怕的是头顶的霹雳，一阵巨响，楼板震动，墙灰撒落，楼上的张师傅又打孩子了。张师傅脾气暴，望子成龙心切，偏偏两个儿子不爱学习，如此，茶余饭后，免不了“地震”频发。

　　我家房间小，只有十三个半平方米。为了充分利用生活空间，只能在这个螺蛳壳里腾挪变化：柜上叠柜，状如累卵；床下安床，形同抽屉；有书无架，有座无几。

　　生活的空间可以这样穿插叠加，学习的空间就只能靠时间来分割了。只有一张书桌，日常的时间分割法是，孩子作业第一，爱人备课第二，轮到我受用这张书桌时，已是万籁俱寂。这样的安静比金子还贵，是不能有半点浪费的，于是埋头狠读，奋笔疾书，直到困乏已极，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时候，窗外的树林间，已是晨光熹微。

　　就想，要是总这样安静该多好。

　　我那时很喜欢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画。东山的画冲淡自然，清静淡雅，于是选了他的一张画，压在玻璃板下，时时观看，以息心火。又抄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两句话压在玻璃板下：“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我还从这里面抠出两个字，把我这个不是书斋的房间命名为“静朗斋”。后来觉得名不副实，又改为“二七斋”。

　　我曾在铁路上干过，有人说我对铁路的感情深，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二七大罢工”。其实不是，二七十四，“二七”不过是这间房十三个半平方米的约数罢了。

　　我在二七斋度过了初为人师的阶段，也迈出了我学术生涯的第一步。那时候的筒子楼里住着一大群像我这样的“青椒”（高校青年教师），他们窄处存身，闹中取静，后来在教学和研究中都做出了成绩，出了像易中天这样的文化学者，像杨小凯这样的经济学家，以及各行各业的骨干精英。

　　搬出二七斋后，我住进了学校的一栋早期建筑。这栋两层高的红房子，以前住过很多名人。我先住楼下，后住楼上。楼下有一个很小的储物间，正适合做我的书房。我那时已有一些书，也有几个简易的书架，四面一摆，便像模像样地坐拥书城。只是这书城太小，摆了书架，就放不下书桌，只好另作安置。我找了一个凸出去的角落，把书桌嵌在里面。书桌外面是一片小树林，高矮粗细的树都有，放眼望去，满眼碧绿，我便把这地方叫作“面碧居”，虽属写实，多少也有一点“面壁”的意思在里面。

　　我住进这栋楼，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文学革新的浪潮涌起，跟着也“崛起”了一批青年批评家。我年岁稍大，厕身其间。在教学之余，我热衷于文学评论写作，参加文学界的各种活动，文学界的朋友也常来面碧居谈论文学，一时间也称得上文友如云、高朋满座。

　　那时候的人对文学都很真诚，谈起文学问题来，一个个如痴如醉，有时也免不了发生争论，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当然，争完了谈够了，有酒菜也会大快朵颐，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后，有过“票戏”经历的，还要吼上几句，引来楼上楼下的人扶栏围观。面碧居因而留下了许多酒事，至今仍在朋友们中间流传，这种场面后来就很少见了。正是对文学的真诚、热爱，孕育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繁荣和文学批评的繁荣。写到面碧居，这是值得记下的一笔。

　　我写过一篇散文，叫《鸡栖于树》，开头写了我窗外的一棵桂树，常常探头探脑地把树枝伸向书桌，把花香送到我的鼻子底下，让我欣赏她的绰约风姿。而后写了树丛间几只颇有名士风度的鸡，它们率性坐卧，肆意妄为，旁若无人。在面碧居，我就这样面对满树桂花和这些“名士”，完成了我最早的几本文学评论集、两本新诗研究专著和一本个人独著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它们是我个人的作品，也是一个开放的文学时代和学术时代的见证。

　　从面碧居搬出，住进两不厌楼的时候，我的工作重心已由文学评论转向学术研究。这期间，在教学工作之外，我集中完成了三个大的学术工程，一个是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当代卷”，一个是写作《王蒙传论》，一个是开始为我在《小说评论》上主编了17年的一个栏目《小说家档案》结集，先出了《小说家档案》，后出了《对话著名作家》，最后总编为《改革开放40年小说百家档案》。《改革开放40年小说百家档案》虽不是在两不厌楼编定的，却是由前两部书发展而来。此外，还整理出版了一本旧日的讲义，叫《文学批评理论基础》。

　　“两不厌楼”这一名字出自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与窗外的珞珈山相看不厌，与我的书本和研究相看不厌，也与我的老伴相看不厌，有了这“三不厌”，用“两不厌楼”这个名字，也可谓名副其实。

　　这时我已有单独的书房，没有了二七斋的窘促，也不像面碧居那样书桌和书房分离，我把两间居室打通成一个书房，来者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书房。书也多了，四面的书架顶天立地，在这些书架中间读书写字，是真真地坐拥书城了。这是我心无旁骛、潜心治学的日子，我写过一首旧体诗，用来描述当时的状态和心境，诗曰：“懒怠出门看樱花，脚步纷纭乱如鸦。西窗唯对梧桐树，枯枝朽干铁琵琶。”

　　钓字楼是校外一处住宅的书房，地处南湖。名曰“钓字”，是因为想到钓鱼，有湖必有水，有水必有钓，我喜欢钓鱼，却偏偏无闲，只能“钓字”，所以把“钓字”做了书房的名字。我这时也确实是在做一件“钓字”的工作，那就是编定我的文集。这项工作两年前就已经开始。早期的作品多无电子版，也没有刻意保存，所以辑佚钩沉，录入打印，颇费了一番心力。这跟挂饵下钩、甩竿子、打窝子、观水情、看鱼花差不多，都是些精细活儿。这部文集共10卷，400余万字，是我半生辛劳的一个小结，也是我从二七斋到面碧居，从两不厌楼到钓字楼，辗转几个书房的工作记录。

　　我搬回学校没几年，就办了退休手续。住所是珞珈山南麓的一栋新楼，从窗户望出去，街上人流如织，车辆穿梭。在闹市之侧，要安下心来，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就得练就陶渊明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功夫。于是，我把书房叫作“临街楼”，也是在提醒自己，要“心远”意定，不受物扰。

　　我这几年主要专注于小说创作，已发表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每年出版一本小说集。前些日子，召开了我的小说创作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给了我许多鼓励。我会在临街楼继续我的创作，实践我承诺的“衰年变法”，完成从一个学者到一个作家的转变。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