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本文是作者在《文献语言学》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言的节录）

　　40年前，陆宗达先生曾经将以《说文解字》为核心的传统文字学称作“文献文字学”；我也曾效法老师，用“文献词义学”来解释什么是训诂学。现在，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说法70多处。但那都是对传统文字训诂学寻求现代人可以理解的一种解释，是阐发传统与现代学术衔接的一种说法，并不是一种定名。后来，学界已经明确了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内涵，这个称谓也就不再提了。到了21世纪，这个称谓再次提出，已经有了新的意义。

《尚书大传》 资料照片

　　启功先生曾引用《尚书大传》解释“文献”说：“‘献，贤也，万国众贤共为帝臣。帝举是而用之，使陈布其言。’文是写下来的，献是说出来的。古代、今天的历史、理论都是这么传下来、传出去的。文献岂不管着所有的学问？”他还说过：“口头文化相当于‘献’，‘献’中的‘黎献’就是民俗；书面文字,当然是‘文’；两者相加就是文献。古代的‘献’后来也已经成了‘文’，我们才能略知一二。”根据启功先生这个科学准确的解读，《文献语言学》应当是研究古代书面语也就是经史子集典籍语言的专门学术刊物。

　　这些年，我们受西方语言学的观念影响太深了。总以为研究口语为上，研究书面语不是纯语言学；语言学研究将共时和历时截然分开，否定泛时性，也就时常忽略古今沟通；曾经作为显学的语法，只讲究形式，回避甚至排斥语义。但是，从文献语言学的角度看，经过整理的书面语，是口语精华的留存，含有口语中最合理、最具民族特色的因素。经过加工的书面语，更加彰显语言规律，它们是语言的精华，即使研究口语，书面语也应作为前提与参照来处理。

　　说到共时与历时，首先要考虑词汇问题。词汇发展要遵循累积律，它的增长和繁衍，发生在不同时期，但它不是以更替式而是以累积共存的方式进行的。词汇积淀在各个不同的平面上，究其产生历史而言，不可能是共时的。汉语的历史书面语是文言，文言是现代汉语的前身，而且是现代汉语的基础。《说文解字》包含80%以上的现代汉语单音词（语素），加上出土文字，还会更多。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离开文言无法见其原貌、究其来源、探其发展、发其内涵、观其特点，是深入不下去的。大量的方言词汇是不同阶段的古音变体，却被造出的方言字掩盖了来源，因此，求本字是第一要做的。方言调查字表来源于古代音表，因为，《广韵》就是多方音的综合体系，各种方言声母和韵母的分合大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证据。

　　各种汉语事实表明，汉语的研究首先要确定三点：一是字词一体，表意汉字和音义词汇以意义为枢纽，形音义结合；二是文白相承，文言词汇经过双音化，大量积淀在现代汉语里；三是从句子到篇章，内在的结构规律重意义而几乎没有外部形态。所以，不研究汉字，不可能深究汉语；读不懂文言，没法从根儿上解读现代汉语；回避了意义，语法分析难以全面。汉语研究完全照搬西方，一定会削足适履、举步维艰。但是看看现实，很多研究还被那些不适合汉语的框框无形拘束，现实令人焦虑，现实也令人充满期待。

　　刊物被作者滋养，作者也被刊物培养。我殷切地期望，《文献语言学》将一如既往，承担起提倡并完善符合汉语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历史使命，培养新一代汉语的研究者。他们将加强历代汉字形音义识读和分析能力，在文字、训诂、音韵的理论指引下，提高文言阅读能力，正确使用计算机并主要靠自己努力读书来积累资料，扎扎实实地学习前人取证于汉语事实的考据功夫，在宏观上学习和领会西方语言学的科学理论而戒除迷信与模仿、戒除空论与虚玄，把握方向，沟通古今，探索创新，常有新的创获。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8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