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

　　千百年来，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也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桑间濮上，人们用歌声寻求着爱情；队前伍后，人们用歌声统一着步伐；共同劳作时，“吭唷”之声不断；冲锋陷阵处，金鼓之声齐鸣。

　　中国音乐之独特，在于其蕴含着一种人文精神。中国传统音乐之美，在于其能触及心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精粹。音乐是人创造的，是人聆听的，是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凝聚与升华。因乐可知心，因乐可知人，懂得了中国人的音乐，也就懂得了中国人，懂得了中国。

　　和而不同，人间之美

　　假如让笔者只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音乐的话，那就是“和”。这个“和”字，不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体现，也是中国人和中国音乐的最终追求。公元前522年，一个叫晏子的政治家就是以音乐为例，生动、准确地阐明了“和”与“同”。他说，“和”的本质，就像音乐一样，要有不同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而“同”，则是“以水济水”，假如音乐只是一个相同声音的不断重复，那又有谁愿意听呢？中国人将“和而不同”这个从音乐中悟出的道理上升为哲学，成为我们的祖先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中国智慧。

　　中国人从先秦时就将人耳所闻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乐”。禽兽只能听懂同类之间的“声”，普通人只能懂得由“音”构成的语言，只有掌握了文明的人才懂得音乐。我们的祖先在音乐中追求平静与和谐，这种和谐是心与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与万物、与天地的和谐。

　　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对音乐有着非常深刻的论断。孔子不但认为人格养成的途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音乐文化视为最高的修养，他自己还会弹琴、唱歌，音乐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孔子一生都把复兴周礼作为努力的目标，而“礼乐”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把“礼”和“乐”结合在一起，可以使社会安定有序，同时又充满活力。

　　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现了一座古墓，墓主叫曾侯乙，是战国时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君主。该墓共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光乐器便有125件，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青铜编钟，即现已闻名于世的“曾侯乙编钟”。编钟出土时分三层八组，挂满了墓室的三面墙，正符合周礼中“诸侯轩悬”的规定。编钟总重量达2567千克，音色纯正优美，而且“一钟双音”，每个甬钟可以敲击出两个相差大、小三度的音来。

　　圣人之器，雅乐之美

　　从周代开始，中国人根据材质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其中最能代表中国人对音乐之美甚至人格品性追求的，则是古琴。古人弹琴是为了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和自然、天地交流，因此使得古琴与人格和独立精神连接在一起。

　　古琴原来只叫“琴”，因为“琴”在中国文化中无出其右的重要性，在汉语里，琴字逐渐成为所有乐器的统称。为了有所区别，才在“琴”字前加了一个“古”字，是名古琴。古琴是中国文人的乐器，因此，它像中国文人一样，还有一些雅号，比如瑶琴、玉琴等，也有一种更直接的称呼：七弦琴。

　　古琴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从公元7世纪一直使用到现在的乐谱系统，曾经涌现过许多著名的琴家，最重要的是，古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文人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孔子以琴歌“教化人生”，所以古琴被称为“圣人之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地位。

　　“琴棋书画”四艺，在中国古代的文人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琴居“四艺”之首，也是最为高雅的。从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左琴右书”就成为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竹林七贤”的故事中，嵇康弹奏《广陵散》是中国知识分子至今所津津乐道的典故。这位玉树临风、傲岸不群、正直洒脱，极富理想主义、反叛精神和个性色彩的大艺术家代表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由主义理想精神。他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被当权者判了死刑，临刑前弹了生命中最后一曲——《广陵散》。弹完后，他说出人生最大的憾事：昔日袁孝尼多次想跟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广陵散》于今绝矣！从此，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广陵散”成为失传文化的代名词。

　　兼收并蓄，融合之美

　　很多人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民族乐器”哪些是中原固有的，哪些是外来的。有一个方法：汉字的特点是“一字一音一义”，一个字单指一物，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东西交流频繁之后，才出现更多的双音字或两个字以上的名词。如稻、黍、桃、杏、李等是中原固有的，葡萄、苜蓿、菠萝、番薯等是外来的。乐器也一样，筝、琴、瑟、笙、鼓等都是中原固有的，琵琶，箜篌、二胡等都是外来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曲项琵琶就是南北朝之前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的。一般人提到丝绸之路，更多想到的是货物的流通，其实除了货物之外，还有更多“非物质”的、精神上的东西是通过丝绸之路东西交流的。从南北朝到唐代达到鼎盛的文化交流状态，除了佛教，就是音乐。从中亚、西域传到中原的许多乐器、乐曲、音乐理论，都是中外文明互鉴的结果。这些外来音乐来到中原之后，经过各民族音乐家传承、创新、发展，逐渐和中原本土音乐融合，呈现为多姿多彩的听觉盛宴。

　　琵琶传到中原后，迅速得到上至帝王贵族、下至老百姓的喜爱。一开始，琵琶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乐器特点，即横抱琵琶。因为它是马上之乐，人骑在马上，右手要弹，左手除了按弦，还要作为乐器的支点，所以敦煌壁画里的从北齐到唐代的琵琶都是横抱在怀中的。进入中原后，琵琶的演奏方式逐渐适应农业文明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宋以后逐渐流行高的桌椅，演奏时端坐椅上，可以将琵琶安稳地放在腿上，由原来的横抱变为竖抱，左手不必再托着琵琶承重，而是可以更大范围地在琵琶的弦上自由地游走，丰富了乐曲的技巧和表现力。于是琵琶变成今天这样竖置于腿上演奏。

　　琵琶演奏方式的另一个改变是以指代拨。唐代的裴神符是一个琵琶改革家，他第一个不再用拨子而用手指来弹琵琶，手指不但更灵巧、更方便，而且以指直接触弦，也更加人性化，能更好地促成人琴合一的境界。

　　诸多乐器中，琵琶的表现力极强，极具神韵，甚至可以用来表现战争场面。有趣的是，中国现存的两首著名琵琶曲《霸王卸甲》和《十面埋伏》，描写的是同一场战争，即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中的垓下之战。楚汉之争在垓下结束，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大汉。

　　《霸王卸甲》也叫《楚汉》。清朝初年，王猷定在他的《四照堂集》里记录了一个人称“汤琵琶”的演奏家演奏这首曲子。他演奏时，“声动天地，屋瓦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声、驽声、人马辟易声”，似乎那逼真的战争场面就在眼前。

　　《十面埋伏》也叫《淮阴平楚》，歌颂的是胜利者刘邦，它采用中国传统的大型套曲结构形式，从列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项王败阵、乌江自刎、众军奏凯、诸将争功，一直到得胜回营，绘声绘色地刻画了这场战争中的各种场面。

　　两相比较，《霸王卸甲》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是战争当中主角的心理和感情。项羽最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浩叹，在琵琶曲《霸王卸甲》中得到浓墨重彩的精心刻画，化成一段柔婉凄美、动人心魄的旋律。

　　古老乐种，传承之美

　　我们的先辈不但创造发明了众多表现力丰富、各具特色的独奏乐器，还创造并传承了众多传统深厚、丰富多彩的乐队演奏形式，我们把这些各具特色、有一定的组织体系和典型性的音乐形态架构、有严格传承的传统演奏形式称为“乐种”。从古代到现代，乐种的概念在不断变化。

　　在隋、唐两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燕乐。燕乐也称宴乐，泛指在宫廷或贵族的宴会上所演唱、演奏的音乐，包括独唱、独奏、合奏、大型歌舞曲及歌舞戏、杂技等。燕乐是大唐繁荣昌盛的象征，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音乐文化，曾给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诸国以深远的影响。

　　今天，只要到泉州、厦门、台湾，甚至到东南亚的华人社区走一走，就能见到、听到闽南文化圈普遍流传着的古老美丽的乐种——南音。

　　泉州南音，也称南管、弦管，被称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是流传于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台湾地区以及南洋华人中间的一个古老乐种，至今仍呈现出活泼生机。

　　泉州南音能作为华夏正声流传到今天，有着特殊的原因和条件。泉州地处东南沿海，有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生存条件，从晋、唐、五代以至两宋，中原的士族、皇族因为逃避战乱，先后举族南移，一大部分人最终定居泉州。他们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带入泉州，并逐渐流布民间，世代传衍。

　　唐宋的音乐遗响，大量保存在南音曲目当中；至今南音的琵琶仍然像敦煌壁画里的琵琶一样横抱怀中；唐代的洞箫传到日本被称为尺八，有人以为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但实际上一直在南音中呜呜而歌；中国自古便“执节者歌”的拍板，也依然在南音歌者的手中庄重地节度着音乐的轻重缓急……南音的演唱规制，南音中自成体系的工尺谱，以及一首首具体的乐曲，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作为中古音乐的历史见证。

　　民间器乐，生活之美

　　音乐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礼仪还是娱乐，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伴随着音乐。宋元之后，随着市民阶层和商业文化的出现和兴起，在民众中大量出现自娱自乐的小型器乐演奏形式。

　　明清之际，全国各地都出现、形成了一批在当地获得民众高度喜爱的乐种。这些乐种大部分都有着相对固定的乐器和乐器组合形式，有独特的风格和成规模的乐曲积累，有自己的宫调体系，有些还积累了大量的乐谱。

　　笙管乐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影响深远、分支众多、有着“多元一统”格局的庞大音乐体系。它包含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北方广大农村并在当地农民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的许多支系，其中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乐、晋北道乐、山西八大套、西安鼓乐、华北各地众多的“音乐会”，以及东北三省的鼓吹乐等都血肉相连并同属于这个元体系。它们不但有着大致相同的乐器、乐律、风格和演奏方式，也有许多共同的乐曲和传承方式。

　　鼓吹乐以唢呐为主奏乐器，辅以各种打击乐器，演奏时鼓乐喧天，气势非凡。鼓吹乐兴起于汉代，是当时的军乐和仪礼音乐，后来成为最普遍、最受欢迎的器乐演奏形式。绵密复杂的鼓点是一种可以表达清晰含义的语言，渲染宏大的气势或装点喜庆的氛围，是鼓吹乐最擅长的本领。在中国农村地区，无论是何种集会，只要是人群集聚的地方，都会有鼓吹乐的声音。

　　在中国南方地区，除了粗犷豪放、热闹欢快的吹打乐之外，最能代表南方细腻婉约、空灵曼妙风格的器乐形式就是弦索乐，所用乐器以丝弦乐器为主，配以曲笛，风格清柔典雅。

　　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浙地区的一个民间乐种，乐队主要由二胡、扬琴、琵琶、三弦、秦琴、笛、箫等丝竹类乐器组成。明代，魏良辅等戏曲家在昆山创制昆曲水磨腔，音乐家张野塘组织了丝竹乐队，在为昆曲伴奏的同时逐渐形成独立演奏的专职班社，当时称为“弦索”。清末民初，有一些以演唱昆曲、滩簧并奏丝竹乐的民间组织产生。其中，有一种称为“清客串”的市民自娱性组织，不参加民间婚、丧、喜、庆的商业活动。而称为“丝竹班”的民间组织，则以半职业性的吹鼓手担纲，他们平时从事农业或工商，有活动时则“应酬”婚丧嫁娶。在风格上，前者细腻、讲究，后者则粗犷朴实，气氛热烈。

　　各乐种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传承有自，靠着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的忠诚和坚守，完成跨越千年的音乐赓续，直到今天，依然可以通过其古老的乐谱、古老的乐器形制与古老的演奏法彰显中华传统音乐鼎盛期的精神和面貌。

　　中国音乐浩瀚无垠、博大精深，无论是庙堂的高雅之乐，还是民间的热闹活泼之乐，无论是本土产生的丝弦管竹，还是来自西域的琵琶羌笛，都在千百年的传承演变中，承载着我们祖先的喜怒哀乐，有我们民族、地域、家乡的历史和生活，代表着泱泱中华之美。

　　今天的中国人，应尽其所能，传承、保护、弘扬我们的民族音乐，让神州之乐永远回荡在祖国的山河大地，让中华之美永远深涵在我们的心里和生活中，成为我们的根与魂，成为我们不断创造美的基础，成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战歌和凯歌。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