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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丁任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学人小传

　　刘诗白，1925年生，重庆万州人，著名经济学家。194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曾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现为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诗白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代表作有《产权新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现代财富论》等。2017年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今年100岁了。

　　他从纷飞战火中走来，从一名“文艺青年”转型成长为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刘诗白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在社会主义产权理论、转型期经济运行机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研究者。

　　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做“走出书斋”的真学问，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大先生。而今，这位期颐老人仍每天读书看报，笔耕不辍，对国内外时事了然于胸，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继续贡献智慧与力量。

　　烽火岁月，立志兴邦

　　1925年，刘诗白出生于重庆万州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位热衷于哲学与文史研究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母亲工于诗词歌赋，翰墨造诣不同凡响。

　　刘诗白原名刘诗佰。“诗佰”寓博采众长、独成诗风之意，但刘诗白性格谦逊，认为这个名字有点自我吹嘘，就把“佰”改成“白”，没承想倒改出了另一番诗意。

　　“文学是我最初的爱好。”在刘诗白的记忆中，幼时家里满屋子都是书。书堆里长大的他，自小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中学时期就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

　　刘诗白的父亲先后在重庆万州、成都、上海等地任职，全家人也随之辗转多地。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刚满12岁的刘诗白随家人撤离上海，逃亡重庆。在重庆的日子里，跑防空洞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彼时，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红色革命文化广泛传播，对刘诗白后来的道路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救国于危难之中。”青年刘诗白逐渐萌生了“兴邦报国”的理想，他的文学梦逐渐转向探寻如何“经世济民”。

　　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刚上市，就摆上了他家书架。这部著作成为他步入经济学殿堂的向导。刘诗白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是一套皮质的、软包装的书，米黄色的纸页很精美，读起来是一种享受。

《刘诗白选集》

　　打开经济学大门后，刘诗白一发不可收，陆续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很多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彭迪先的著作和进步学者艾思奇、钱俊瑞等写的启蒙读物，报国之路逐渐明晰起来。他意识到，中国人要摆脱受压迫的命运，必须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学经济，就是自己最好的报国方式。

　　抗战期间，武汉大学西迁至四川乐山办学，云集了一批大师，学风浓郁，成为刘诗白的心仪之选。他潜心努力，终于如愿以偿，1942年考入武汉大学。刘诗白在这里系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等的大批经典原著。他在深入学习《资本论》时遇到许多疑难问题，经常向彭迪先请教，受到很多教益，也得到彭迪先的欣赏。学习期间，他还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文谈社”。

　　1946年，刘诗白毕业时，彭迪先已担任四川大学经济系主任。应彭迪先之邀，刘诗白受聘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开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参加工作后不久，他就翻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所著《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多布亲自为之作序。直至1958年，刘诗白主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扎实的理论功底、专注的教学科研积累，为他后来深刻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足实践，服务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对刘诗白的学术研究轨迹有一个系统概括——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论，从宏观层面的体制转型到微观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从科技创新到现代财富，刘诗白成功构建了一套对中国改革实践富有解释力的严谨理论体系。

　　刘诗白说：“我的一切理论和论述，都离不开我对四川实际的调查和研究……我都是从跑工厂和农村，通过调研和观察得来的，而不是坐在家里凭空写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末期，刘诗白到田间地头去调研公社。他住过群众家里，一下雨就到处漏水；住过废弃的窑洞，一到晚上就冷风直吹。在四川简阳，他把自己每个月的18斤口粮与农民的红薯混在一起，与农民一起吃大锅饭。半年下来，他既了解到基层问题，也发现了基层智慧，体重却瘦了十多斤。他回忆说：“我每跑一个地方，就写一篇人民公社的报告，每篇报告起码五千到一万字。”

　　调研结束后，他在中国经济学界最权威的杂志《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文章《人民公社与队为基础》。刘诗白提出，生产者要有权、有利，产品要归他所有，才能调动其积极性。他的观点引起了学界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刘诗白经常跑工厂，在工厂一待就是半年多，了解到纪律散漫、原料浪费、生产不顾市场需求等情况。他至今记得，当时市场上搪瓷洗脸盆严重缺货，同时成都东郊工业区的工厂仓库里的洗脸盆却从地面堆到了房顶，产品货不对路，销售不出去。这些问题，当时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引发人们深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刘诗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深刻论述，成为国内较早使用“市场机制”概念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两个明确界定：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经济范畴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带有市场经济性质，不过它是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随着“市场经济”被社会广泛接受，市场活力终于被激发起来。20世纪80年代，刘诗白经常跑温州、广州、深圳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他发现，市场机制作用发挥越充分，经济越活跃。即使是普通的洗脸盆，当消费者的需求被看到、被重视，花样多了，也变得十分畅销。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热切呼唤对单一公有制模式进行调整。刘诗白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公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内部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热烈讨论。

　　刘诗白说，我国国营企业改革是沿着引进市场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方向而开展的。他认为，让计划体制下两只眼睛紧盯政府的企业，转变为围绕市场运作的企业，就需要进行一场深刻、根本性变革。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

　　“改革深入动产权。”刘诗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论文，对过去理论界认为“离经叛道”的产权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产权理论尚属空白，刘诗白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与其他经济学家共同努力填补了这一空白。刘诗白提出的产权理论，也成为中国三大产权理论流派之一。

　　“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同时引进市场机制，是贯穿我理论研究的一条主线，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主线。”刘诗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调研与实践提出了系列理论，很多都被中央重要文件吸纳，对解放思想，厘清误区，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2017年，刘诗白被授予“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颁奖词对他的贡献作出极高评价：“从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里，可以触摸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

　　躬身建言，学以报国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应把理论研究立足实际，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刘诗白历来主张，经济学要以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宗旨，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身体力行，建立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并能给政府决策提供建议，而不能是空理论。

　　1993年，刚到任不久的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登门拜访，68岁的刘诗白真诚表态：“我是四川人，理应帮父母官分忧解难。今后，你出题目，尽我所能，做好答卷。”

　　这一年，刘诗白应邀参加四川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国有企业改革“33条”等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很多观点，都在“33条”中得到体现，“放开搞活”的思路贯穿其中，有力激发了四川国企改革的动力与活力。

　　重庆直辖之前，年逾七旬的刘诗白又受托开展调研：“四川接下来怎样抓发展？”

　　此前，四川的发展，主要沿着“两点两线两翼”展开。“两点”即成都和重庆，分别带动邻近城市群发展；“两线”即成渝高速公路沿线和江油到峨眉沿线，是四川基础条件最好的区域；“两翼”即二滩水库和三峡水库，是库区安置与转型发展的重点区域。

　　由北到南、由西到东，刘诗白带队深入全省各地，调研之后提出“一圈两线五区”的发展建议，即重点打造大成都经济圈，大力发展广元—成都—乐山和成都—内江—泸州两大快速增长经济带，建立各具特色的攀西、川南、川中、川东北、川西北五大经济区。在今天四川的“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布局中，我们仍能窥见这一提议的影子。

　　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刘诗白经常带队去温州调研。他们发现，当时的金融政策不支持银行向私营企业发放贷款。为解决资金短缺难题，一种名为“抬会”的民间融资组织在这里萌芽。“抬会”由企业家们共同出资设立，轮流使用资金。刘诗白敏锐地意识到，其中暗藏极大风险。堵不如疏，他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主张将产权机制引入商业银行，给予银行更大自主权，使之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财产的现代银行。

　　对这一设想，他在担任西南财大校长时，作出了最初的探索——推动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在西南财大挂牌成立。

　　近40年过去，他还清楚记得这家银行挂牌时的情景。“挂牌时间是1986年10月14日，时任四川省省长蒋民宽和我一起揭的牌。”刘诗白说，银行由西南财大金融系几名青年教师发起，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经营原则，最繁荣时曾发展到数十个网点。尽管十多年后，这家银行因债务问题而被合并，但它在银行改革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银行企业化改革设想，如今已照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现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诗白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其间，他为国家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提出了诸多意见建议，其中不少为决策部门采纳，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年，刘诗白与其他代表一同提出建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加强央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权力的议案，开拓了金融体制改革思路，引起决策部门高度重视并为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所采纳。1990年，他提出的“缓解市场疲软十策”等建议，也获得决策部门高度重视。

　　开门办学，革故鼎新

　　1925年，在刘诗白出生的同年，一群爱国师生员工集体脱离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创办了光华大学。这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

　　1938年，光华大学内迁建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1946年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1951年，彭迪先调任成华大学校长，刘诗白应邀调入成华大学。自此，他的命运便与这所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

　　成华大学历经分设、合并、更名等，1985年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先后担任重要职务，1985年开始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1991年后，他一直担任西南财经大学终身名誉校长。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热潮，为高等财经院校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各财经院校普遍存在学科水平较弱、办学经费短缺、物质条件简陋、高层次人才匮乏等难题。刘诗白与学校党委一道开拓进取，革故鼎新，有效提升了学校学科实力与社会影响力。

　　刘诗白在经济学界颇有名望。他亲自出马，聘请了一大批声誉卓著的经济学家、金融家与管理学家担任兼职教授。陈岱孙、宋涛、胡代光、卫兴华等学界大师纷纷来校开展学术讲座、参加学术会议、主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等。他们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结合改革最新实践的学术报告，极大开阔了师生视野。他邀请全国一流专家学者，于1989年创办《经济学家》杂志，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高层次学术园地。

　　刘诗白还积极推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他促成西南财大与一批欧美知名高校签署交流合作协议，并邀请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来校开设专题讲座。他积极引进有潜力的知识青年来校任教，同时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出国进修。1988年，他出访美国哈佛大学，在专题讲座上用英语讲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热烈反响。

　　在这样的交流中，西南财大与国内外重点高校、专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交流合作关系，提升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水平，为学校进入“211工程”、开启新一轮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7年，西南财大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时任党委书记兼校长王永锡说，刘诗白以其在全国经济学界的名望，走出去、请进来，扩大西南财大社会影响力，为学校入选“211工程”殚精竭虑，厥功至伟。

　　刘诗白提出，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与科研并重。他身体力行，经常带领青年教师到一线调研，引导大家在调研中了解社会实际，校准研究方向。他说：“教师如果不重视研究现实问题，特别是指导研究生的教师没有经济管理实践，难以教好课。”

　　这正是他自己长期坚持的学生培养理念。刘诗白招收过40余位博士，教过的硕士和本科生难以计数，他们无不感念刘诗白的德行与学识。而今，刘诗白依然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西财人。

　　2019年7月，四川省温江中学毕业生孙滋明收到西南财大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当年四川全省第一封录取通知书，他随信收到的还有一本刘诗白签名的《政治经济学》。老先生寄语：“永葆家国情怀，矢志传承‘经世济民、孜孜以求’的西财精神。”

　　这一情景，恰似81年前，一本书为一个人打开了经济学的大门。这是一种包含特殊意义的传承。孙滋明利用暑假研读这本书，用心体悟老先生的教诲。4年后，他保送至南开大学继续深造。他说，先生教诲将影响他一生，希望自己以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成为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人。

　　“当一辈子人民教师，实在是非常光荣的事。”刘诗白表示，构建高质量、具有充分说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长期任务，是一项重要的文化、理论建设工作，应动员、培养更多人才参与其中。

　　经济学的繁荣发展，既需要懂理论、知实际的经济学家，也需要精通经济学、心系人才培养的教育家。刘诗白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与教育家。

　　2012年，西南财大面向全国设立“刘诗白经济学奖”，主要奖励为经济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成果和个人。如今，该奖项评选结果已是学界一流水平的代表。2017年，刘诗白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把1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西南财大，希望为经济研究与实践培养更多人才。

　　“刘诗白教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胸怀大爱，高瞻远瞩，严谨治校，教学科研并进，全方位开放办学，开创西南财大发展新局面，奠定学校新时期大踏步提升的基石。”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王裕国的感慨，正是全体西财人的共同心声。

　　年届期颐，壮心不已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2017年，手捧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刘诗白表示，“我虽年事已高，但仍要发挥余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刘诗白始终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致力于民富国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应是“人民财富学”。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刘诗白开始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关系，在80岁时出版《现代财富论》，再次引发学界热烈讨论。

　　在这本书中，刘诗白提出了财富结构多样化的重要学术命题。学界评价，《现代财富论》是知识经济、发达市场经济时代的“国富论”。作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高科技时代的新特点、新趋势作了极其深刻的分析，使之得到丰富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发展面临新形势，社会主义建设与体制改革面临许多艰巨任务，刘诗白又牵头成立新知研究院，会聚大批学者，聚焦国企改革、对外贸易、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前瞻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文学的情怀、哲学的方法和经济的目标，是我学术体系的三块基石。尤其是哲学教会我，坚持辩证看待问题，坚持全面、系统、相对、多样、变化的观点。”刘诗白说，他的很多理论，都是在哲学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他在晚年回归哲学研究，重启文学与书法创作，也都取得不俗成就。

　　2018年，13卷本的《刘诗白选集》正式出版，其中前10卷均为经济学理论，第11卷和第13卷分别是未刊论文与会议发言稿、书法作品。第12卷《自然哲学笔记》尤为特别，他在该卷前言介绍：“本卷就是我7年跨学科阅读写作的笔记及从中整理而成的学习心得，算是一本有关自然哲学的作品。”

　　这是他研究领域的再一次转向。此书视野宏阔，特别是在认知科学领域提出了一整套有关脑象形成的独特阐述，为当前我国发展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我想，此次结集出版的是“选集”而非“全集”，既有收录不完整之义，也许还包含“创作不止、未完待续”之义吧。

　　刘诗白总说，时间宝贵，要好好安排。他居住在西南财大校园，不旅游，不出国，不开会，把大量时间用于学习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四川日报》是他每天必看的报纸。他借助放大镜读完这几份报纸，天下大事了然于胸。

　　现在，我还时常去探望他，他除了关心我的学术研究动态，还经常与我交流社会时事。他常用微信和平板电脑，对新兴事物、年轻人的热点话题和网络热词也毫不陌生。一位百岁老人，思维之活跃，观点之新锐，语言之新潮，令人佩服之至。

　　“以毕生所学回报社会，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在百岁之际，刘诗白再次表达心声。而今，他治学、为师的境界，也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12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