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印记】

　　作者：庄立臻（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院长、研究馆员）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藏书历史。据《周礼》记载，周朝时便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至汉代，设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藏书家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私家藏书目录；宋代及明清，藏书楼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中华大地上相继出现5000多家藏书楼。随着时光的流逝，多数藏书楼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藏书楼，历经450多年风雨仍屹立不倒，所藏之书在散佚之后又复得。

天一阁藏书楼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天一阁藏书楼创始人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范钦的宦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因剿倭有功，55岁的他升任兵部右侍郎。正当意气风发、欲展宏图之际，范钦遭人弹劾，黯然归乡，从此不再为官。

　　回乡之后的范钦调整心态，重振精神，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夙愿要完成——建一座流芳百世的藏书楼。自年少时，范钦便“唯书籍是嗜”。为官后每到一地，公干之余，他悉心搜集、潜心研读、精心抄录当地的公私刻本与稿钞本。可以说，书籍跟随着他走过了千山万水。从55岁返乡至80岁离世，范钦全身心投入天一阁的创建与经营之中。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历经五六年时光，天一阁营造完成。藏书最忌兵燹与火灾。兵燹属不可防的祸患，因此天一阁的首要任务便是防火。范钦选择在宅邸东侧营建书楼，用一条长长的防火巷将生活区与藏书楼分隔开。他从《周易》中得到启发，取其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营建阁楼——将书楼建为两层，楼上喻天，为一大通间，意为“天一”；楼下喻地，为六开间，意为“地六”；楼前凿一水池曰“天一池”，作为消防蓄水之用。范钦为藏书楼取名“天一阁”，祈愿“天一生水”，保这一楼书永免火患。此外，范钦还立下“烟酒切忌登楼”等家规。

　　在书籍保护上，范钦更是煞费苦心。书楼前后设窗，书橱可两面打开，有利通风；书橱下面堆放英石用来吸潮；书间放置芸草用于驱虫；伏天曝书，驱赶书虫，除湿去霉。

　　清代，因修《四库全书》，天一阁被钦点进呈藏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打破“书不出阁”的祖训，进呈638部珍贵典籍，其中96种被采入《四库全书》，377种被列入《四库存目》，为当时藏书家中所献最多。为此，乾隆嘉奖天一阁三件珍宝：《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铜版画《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各一套。

　　孤本云集 所藏宏富

　　历史上，天一阁藏书量最高时达7万卷，观其藏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孤本多。抄本《周易要义》（南宋理学家魏了翁著），在清代已成孤本，为天一阁进呈四库之书，乾隆曾为此书题诗“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元刻本《针灸四书》，为元代针灸医家窦桂芳所辑，内含许多明堂图，现为存世孤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二是抄本多。《天圣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令典。书所记录的是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颁布的法令，不仅有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关市令、医疾令等多项内容，还将唐代开元年间的法令抄附于后，是目前唐令研究最为重要的典籍。明代毛氏汲古阁抄本《集韵》为研究音韵小学的经典著作。汲古阁为明代最负盛名的图书出版机构之一，其影宋抄本号称“下真迹一等”，历来被藏书家视为珍宝。除版本珍贵外，书上还有清代学者段玉裁和阮元的亲笔题跋。

　　三是金石碑刻多，藏有宋拓石鼓文、唐摹王羲之神龙本《兰亭集序》刻石等。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内容为记述秦君田狩渔猎之事。从秦代至宋代欧阳修所录时存465字，明代天一阁藏本为462字。石鼓的拓本在唐代已有，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此后以天一阁收藏赵孟頫的北宋石鼓文拓本为当时最古本，可惜拓本原本晚清毁于大火。幸运的是，在原本被烧毁之前，阮元等登上天一阁，“摹以书意，刻为十石”，后人得以看到北宋拓本的模样。

　　四是明代文献多，以方志和科举名录最为有名。天一阁现存明代地方志271种，其中164种是孤本，172种是各地现存最早的方志，如明刻本《弘治上海志》是现存最早的上海地方志。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文献370种，其中90%以上是孤本，如明刻本《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记录的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开科取士的完整过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登科录实物，也是科举制度中具有代表性的典籍。该书不仅记录了明代科举制度的程序和内容，还详细记载了参与此次殿试的官员名录、考试试题、优秀作文、考官评语，以及每位进士的籍贯、出身、年龄、家庭成员和所授官职等，是研究科举制度和明史的第一手资料。

　　多方搜求 合浦珠还

　　为防止阁书流出，范氏曾定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家规。然而，藏书楼及相关书籍的传承与守护，仅靠一家一族的力量远远不够，尤其在家族式微、风雨飘摇之际。在450余年的历史传承中，天一阁原藏书历经明清易代、为修四库进献图书、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后，不断流失。在20世纪40年代，藏书一度仅存1.3万余件，不足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天一阁成为公共文化机构，占地面积从1949年的0.2万平方米扩容到目前的3.4万平方米，藏书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方对流散书的追踪调查也从未停止，馆方、地方贤达、文化界人士等都曾以不同方式四处寻访，力求合浦珠还。

　　1960年深秋，天一阁工作人员骆兆平接到北京中国书店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收到一本古籍，很像是天一阁的藏书。骆兆平赶紧询问书的细节，对方告诉他，这本书名叫《天心复要》，是一本历法，为明代朱格抄本，书上钤有翰林院大方印，比照《天一阁进呈书目》，确定为天一阁散失的旧藏。得知这一消息，天一阁的工作人员欣喜若狂，以45元的价格将书购回。这是第一本在流散百余年后“回家”的天一阁进呈书。

　　前文所述的进呈书《周易要义》，归阁方式也很特别。1979年，宁波藏书家朱鼎煦将其别宥斋的收藏全部捐赠给了天一阁，其中就有这本《周易要义》，让人感慨冥冥中自有天意。再如天一阁藏乾隆御赐的《平定两金川得胜图》，不幸于清咸丰年间因战乱流失，160年来一直是天一阁的缺憾。直至2017年，天一阁工作人员得知，北京一位藏家手里有一套完整的《平定两金川得胜图》，据说是从国外收购来的。天一阁一方面向宁波市申请特别经费，一方面立刻与藏家联系，恳请其转让。这位藏家一听是天一阁需要收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使阁藏“乾隆三宝”重新聚首。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多年来，在社会各界的热忱关心和帮助下，天一阁以多种方式，共访归流散书185部、710册。与此同时，天一阁研究人员通过多种方式，查访到730余种天一阁流散书籍的收藏信息。

　　颇让人感动的是社会各界对天一阁的捐赠。从20世纪中期开始，宁波的一大批藏书家，如冯贞群、朱鼎煦、秦康祥、张季言、孙家溎、杨容林，化私为公，将毕生收藏捐赠给天一阁。冯先生说：“珍椠善本，国之宝也。藉吾而聚，及吾身而归之政府，固吾素志。”朱先生嘱后人：“汝曹知我一生嗜书若命，吾旦暮人也，终当谢世，身后汝曹当为我善处此书！其为我捐赠天一阁，并存不朽，吾愿足矣！”杨先生则表示：“典籍文物为祖国文化之精粹，公藏优于私藏，愿将藏品悉数捐赠给天一古阁，冀得妥善之归宿。”正是这些收藏家的公心，奠定了今日天一阁收藏的格局。

　　百川归海 化藏为用

　　时至今日，向天一阁捐赠藏品的风尚仍在延续。近年来，藏书家、文献学家张寿镛的后人向天一阁捐赠了祖传的五件珍品书画。藏书家孙家溎后人向天一阁捐赠古籍碑帖80套128件。河北王氏家族向天一阁捐赠了一件其家族清代光绪年间的布悬谱，也称“家布”。

　　百川归海，众望所归。目前，天一阁博物院拥有古籍30万卷。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其中有189部5493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拥有珍稀古籍后，对其进行整理研究、化藏为用，成为天一阁的新使命。目前，天一阁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出版《天一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天一阁藏善本目录》。天一阁最有特色的几大系列珍籍，都已公开出版，如《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等。此外，天一阁还为当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医藏》《八闽文库》《江右文库》《金陵全书》《荆楚文集》《广州大典》等一批典籍的出版提供过底本。

　　在整理出版古籍的同时，天一阁还持续推进古籍数字化。目前，已完成350万筒子页的数字化扫描，自主研发建成“古籍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出“云上天一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读者可以免费阅览，公众访问量达到430多万。从“书不出阁”到“书闻天下”，天一阁可谓“万卷当年宜子弟，而今广泽到群生”。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2日 13版）